【byb.cn 】（来源：人民网）人民网北京7月24日电 （王宇鹏）7月15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欧丽志医生在查房时，被患者砍成重伤，这一事件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同日，有媒体曝出301医院一名值班医生被打。频繁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让医患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有着对抗疾病的共同目标，医患双方为何会走向对立？医暴屡禁不止的“症结”又在哪里？

　　49天发生16起暴力伤医事件

　　6月28日，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某医生因当日接诊名额已满，拒绝了患者的加号要求被该名患者打伤;6月16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放疗科一名医生被患者泼汽油大面积烧伤;6月5日，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刘医生因制止患者插队，左眼球被打破裂。同日，福建省立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被一位84岁男性患者用刀砍伤……据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从5月28日算起，到龙门县人民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7月15日，短短49天，经媒体公开曝光的暴力伤医事件已达16起。

　　中国医师协会法务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从2013年开始，中国医师协会就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对医院的医疗暴力行为“零容忍”。去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共同印发《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要求公安机关要加大对暴力杀医、伤医、扰乱医疗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查处力度。“这意味着，政府拿出了实际措施，让反对暴力伤医行为不再停留于业界的口号呼声。”邓利强说。

　　在开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同时，相关部门还完善了调解机制，一旦出现医患纠纷，不再仅限于院内调解的方式，增加了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

　　“这些综合措施为医患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2015年见诸媒体的伤医事件明显减少。”今年5月27日，由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里这样写道。而针对5月底以来各地发生的多起伤医事件，邓利强表示，“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暴力伤医为何频现？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人民医院女医生被砍后，网络很快就关注到这一消息，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客户服务中心主任谢汝石的朋友圈被这一消息“刷了屏”。

　　谢汝石说：“医疗过程本身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如果医生今后在面对患者时，都不得不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碰到困难复杂的病情，为避免过错，只是采取降低风险的保守治疗方式，那么还有谁来为患者真心实意地服务，又如何来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医患关系”、“医疗纠纷”、“伤医事件”一直是引舆论关注的热词。根据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155件。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中提到，2014年调研结果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

　　“医生和患者本来就不该是仇人，而是利益共同体！”针对龙门县医院伤医事件，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在声讨暴力伤医行为的公开声明中写道。

　　邓利强认为，医患之间本是最大的信任与托付关系，暴力伤医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矛盾根源。首当其冲的，就是当下不合理的就诊流程，“基层医院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城市大医院却天天人满为患。病人在大医院的就诊体验不好，排队等待30分钟，看病只用3分钟。”

　　谢汝石坦言，大医院的就诊局面客观上制约了医患的充分沟通，“一个年轻医生可能要管20张病床，一个老专家出诊半天可能要看30个病人，接待、照顾每位病人的时间实在有限。”

　　造成这种局面的，既有公立医院面对“小病”来者不拒的无奈，也有患者“只认大医院”这一就诊习惯的因素。“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自己感冒三天了还没好，让我帮他去挂一个协和医院的号，被我拒绝了。”邓利强说，“当下需要解决的，是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就医流程，让常见病、多发病能在基层由全科医生妥善处理，如果病情严重需要转诊，再由全科医生有针对性地推荐给大医院的专科医生。”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表示，过去长期存在的以药养医等制度使医院产生创收动机，带来“大处方”、“大检查”现象，加之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偏低，部分医生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选择拿红包、拿回扣，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医疗行为从一种特殊的关怀型服务变成了普通的消费行为，弱化了医患之间“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让患者觉得这是一场交易，一旦疗效不满或患者死亡，容易引发医患冲突。

　　如何不让伤医现象重演？

　　记者了解到，由于近来伤医事件不断涌现，有的医院在诊室门口安排了安保人员，有的医院科室里将背对门口的办公桌“转了过来”。龙门县医院伤医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卫计委7月17日深夜发出通报称，要建立24小时中心监控室，配齐安保人员，提高防恐防爆能力。

　　这种戒备森严的“屏障”虽然可以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危，但如何消除暴力伤医带来的心理屏障？

　　在邓利强看来，对暴力伤医“零容忍”的主体不应仅仅是医生，医疗机构作为医师执业的场所，应当理直气壮地为医师维权。中国医师协会的调研数据表明，发生伤医事件时，院方采取不顾是非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1.86%。

　　“除了少数恶性伤医案件，现实中大部分医生在遭受暴力后，鉴定出来的结果是轻微伤，施暴者往往行政拘留几天就释放了。事实上，暴力不仅包括殴打、杀害，还有语言上的辱骂与攻击，后者同样会伤害到医生的尊严。”邓利强说。

　　今年6月24日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将“医闹”行为列入修改的范围。今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把严惩暴力伤医事件写入工作报告。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呼吁，司法机关对伤医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从严、从快、从速严惩。

　　此外，《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提出，医疗风险的不可避免性，要求有相应的风险分散机制与之相适应。目前我国社会上的医疗风险已成为社会风险，需要建立系统的责任风险转移机制，来分担医疗风险，从制度层面使医师能够潜心技术的提高和研究，同时化解医患矛盾、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

　　“堵不如疏，最终还是要通过医改，解决治本的问题。”庄一强说，“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如何理顺公立医院的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如何控制并降低患者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如何形成分级诊疗秩序，改善就诊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