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始终面临四大问题：就业、教育、隐私、就医。如果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依然存在，那么，这四大问题便无从解决。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防艾大使濮存昕就提出了《反歧视 从几十万艾滋病或感染者就业权入手》的提案。

　　陆军认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规定，只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不能当公务员，这种就业歧视应该取消。

　　一些像小吴一样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期待着，国家已经重申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成为体检不合格标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应该列入。

　　接受媒体采访时，小吴直言，艾滋病歧视是一堵墙，需要很多人(艾滋病感染者)一个一个地“撞”。

　　“首先要消除和规避歧视;其次，在宣传过程中要营造一个不歧视的环境。如果对艾滋病感染者不歧视、关爱他们，就会把感染者的不良和负面情绪降到最低。”沈洁说。

　　无可否认，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需要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一项调查显示，少数地方干部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对艾滋病的歧视。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靳薇通过对2001年至2004年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400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的调查发现，36.2%的人同意在提升、调动、培训或就业方面限制艾滋病感染者的机会;38.6%的人同意或基本同意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

　　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原则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政府官员对防艾政策是否有充分的认知和认同，是艾滋病防治政策能否有效落实的关键。

　　2001年，中央党校率先引入艾滋病防治政策课程，此举被认为是“破冰”之举。

　　但沈洁表示，对干部进行艾滋病防治培训，课程讲解、师资力量以及教科书都要落到实处。目前中国的官员是任期制，如何做到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一个问题。

　　此外，“党校对干部的艾滋病防治培训，并不是常规培训。应该通过制度保障，使其成为一项长效机制”。沈洁说，这就需要人、财、物三方面的保障。

　　陆军认为，艾滋病防治的主要问题，是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门没有很好地深入到高危人群里。他希望这些部门能深入到艾滋病感染者、受艾滋病影响者、同性恋人群和性工作者人群中，以打消他们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