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来源：京华时报）今年2月2日，一场捐献手术前医护人员为捐献者默哀，左四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资料图）。京华时报记者 陶冉 摄

　　“老人不想儿子走得不完整。”经历了5天的解释和劝说，家属仍然婉拒了捐献的提议，不得不说，这是吴平意料之中的答案。

　　吴平，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名游走于死亡与新生之间的说客。大多数时间，他反复承受着潜在捐献者家属的拒绝。

　　据了解，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2010年3月，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


　　□劝捐故事 “希望反复落空”成工作常态

　　7月17日上午，在广西出差的吴平接到信息员电话称，有一名脑干出血患者，大器官功能良好，已呈现临床脑死亡状态。吴平匆忙处理完工作，乘夜航航班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次日上午就赶到医院。

　　患者是一名男子，患高血压，饮酒时引发脑干出血。男子的父亲、爱人都在，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承受不小的打击。吴平出示协调员证件表明来意，“两人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好在没表现出反感。”

　　当天在医院的会议室，吴平与家属长谈近4小时。“他们对捐献本身没有疑虑，倒是对一些细节很在意。”例如，“不捐的器官是否会拿走？”“后事如何处理？”等等，他一一作出解答。两人同意捐献，但想等其他家属到院后进行。一切都看似很顺利。

　　19日，吴平再次致电两人，得知其他家属当晚抵达北京。20日下午，吴平再次来到医院，男子的病情已呈现不好的状态。他心里很着急，“捐献者离世后，在一般条件下，大器官要在10分钟内实现快速降温、灌注保存液，否则便无法使用。很多准备工作要提前进行。”

　　又谈了3小时，家属都表示同意。此时弟弟却说，“能否再等等，让母亲看一眼？”吴平有些蒙，“之前家属隐瞒了，可能怕母亲过于悲伤。”然而捐献须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在内的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缺一不可。患者母亲在老家，无奈之下，吴平让家属准备她的委托书。捐献被再次搁置。

　　21日早晨8点多，家属通知吴平称，男子病情恶化。他赶往医院时男子心跳已经停止，委托书仍然没有着落，他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很快，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也很痛苦，说只差一步就能捐。”

　　这场景陌生又熟悉，自成为协调员开始，希望落空反复上演，已成为工作的常态。

　　部分兼职协调员为医护工作者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为两种，专职协调员和兼职协调员。据介绍，专职协调员在红十字会工作，兼职协调员则在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工作，本身为在职或退休的医护人员。

　　2013年，吴平与院内一名同事，在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3天的系统培训，经考核成为国内第二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教材是厚厚的两大本，包括捐献意义、法规等等，像又体验一次高考。”成为一名协调员后，吴平开始与各家医院建立联系，期待医生们在发现潜在捐献者时，能及时通知他。

　　2014年9月17日，一名半岁女孩被推入北京友谊医院手术室。这是该院首例，也是吴平接触的首例捐献手术。吴平至今记得，女孩患先天性膈肌麻痹，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据女孩家属称，女孩出生三天即进入医院。手术前大概三个月，家属有意捐献，主治医生建议继续治疗。但接下来，女孩的病情越发严重，家属经由主治医生联系到吴平，期待女孩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吴平说，“原本想再看下，但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从接触家属到实施捐献只用了两天。”

　　回忆当时的情景，2014年9月16日下午2点多，女孩的病情急转直下，医院随即展开抢救。不久，女孩自主呼吸消失，呈现临床脑死亡状态。凌晨，家属接过放弃抢救治疗知情同意书，颤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女孩离去后，捐献手术正式开始。“家属想捐献肝脏、肾脏和眼角膜。手术时却发现，肝脏已不适宜捐献。”吴平说，家属对此表现得很难接受，“反复说三个月前肝脏功能还是好的。”最终，女孩的肾脏、眼角膜被取下，共救治4名患者。

　　□协调之困 众多医护人员缺乏捐献知识

　　器官捐献能否成功，受很多因素影响。曾志贵是吴平的同事，在其后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并非人人适宜捐献，”曾志贵说，早期国内曾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死囚本身是健康人，器官功能良好。“患者在患病及治疗过程中，器官功能会受到损伤，甚至无法使用。”

　　此外，捐献者年龄也会对捐献产生影响。“儿童最好大于3个月重5公斤以上;成人最好小于55岁。”但在实际情况中，因器官供求比例悬殊，有些捐献者甚至是80多岁的老人。

　　“对患者是否符合捐献条件的预判，主治医生最为了解。”在与众多医生的交往中，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医护人员对捐献也不了解。”他进行过多次演讲，主题围绕捐献的意义、程序、注意事项，参加者都是医护人员。“每每有人感叹，‘原来捐献是这么回事儿’。”这使他们有些无奈，“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捐献者家属？”

　　一次，有医生打电话称，院内一名病危患者愿意捐献。吴平说他“几乎是挂断电话一刻不停地赶过去。”到达医院却发现，患者已经过世，身子也已发凉，“眼角膜摘取可在6小时内进行，大器官则不行。”后来吴平了解到，医生在打电话时，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最终，捐献手术未能成行。

　　另一方面，“医患关系”也成为捐献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有医生担心对方不理解，从而引发医院与家属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通知潜在捐献者信息。”致使发现渠道不顺畅，降低了捐献概率。

　　家属担心尸骨不全违背传统

　　除去病情进展、器官功能等变量，家属态度对于捐献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吴平借助各平台主动寻找信息，“潜在捐献者多来自ICU、脑外科、急诊，”一点可能都要尝试，却屡屡失败。“言辞激烈、挂断电话……”吴平坦言被拒绝的理由多种多样，纵使成功捐献，也有家属反复强调不要对外透露，“说怕回老家被村里人戳脊梁骨。”他们认识到捐献是在帮助人，却惧怕来自社会的压力。“有一名女孩很优秀，是中学英文教师。她过世后，父母同意捐献，怕老人受不了，因而选择隐瞒。”

　　随着协调捐献的案例接触增多，吴平逐渐转换方式，先由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至少对方不会反感再通知他。“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许多人担心尸骨不全。”常见6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们的工作很难做通。吴平说，他接触过一例患者，父母早已过世，爱人、子女同意捐献，原以为再无变动。三个姐姐当晚来到医院，不同意捐献，“她们虽无签字权，但态度坚决，爱人、子女只好作罢。”

　　“也有人怕签字同意后，医院会停止治疗。”曾志贵说，唯有捐献者脑死亡、心死亡，进入一种不可逆的死亡过程时，人体器官捐献程序才会正式启动。

　　在接触过上百例潜在捐献者后，他们发现“做通家属工作，平均要4到6小时，最快也要3小时。”特别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潜在捐献者，家属因缺少心理准备，被巨大的悲伤环绕，“若此前没听过捐献，此时根本没心情理解。”

　　制度缺失致捐献存现实矛盾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介绍，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为扭转这种局面，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逐步展开。今年1月1日起，已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表示，目前，国内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1151人，已成功捐献4000多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0000多人。

　　该协调员称，无论是来自医护人员的“压力”，或是来自捐献者家属的“阻力”，都反映出国内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亟须提高。吴平对此深有同感，“从接触家属算起，几乎每10例才能成功1例，多是因人为因素被耽搁。”担任协调员至今，他接触的成功捐献手术仅为14例。

　　“很多时候，突发事件捐献者较长期患病捐献者器官功能更好，却因牵涉到责任认定或法律纠纷很难成行。例如双方交通事故，今年我接触的就有4例。在这4例中，患病器官功能良好，家属同意捐献，但因交通事故的认定处理程序和器官捐献的实现性有矛盾，未能成捐。”吴平说，美国采取“领取驾驶执照时登记捐献意愿”的制度。登记为“同意”的捐献志愿者突然死亡后，医院只需通知家属，即可启动人体器官捐献程序，减省了许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