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来源：经济参考报）肖延龄，男，医学博士后，中医主任医师。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兼心脑病科主任。主持或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研省部级课题3项，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6部。擅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疑难病。

　　“我们年轻时学中医，三五年出师，基本都能自己开方子，且多有显效。现在，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别说学了五年、七年的，甚至读了九年的，有多少人能按经典中医理论开方治病？”同仁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肖延龄主任医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当前合格中医人才短缺，不禁忧心忡忡。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肖延龄主任，是一位地地道道、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夫。原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因中医门诊量不大，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他，就于几年前“跳槽”到了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同仁堂中医医院，现在是门庭若市、一号难求。长期在中医临床一线战斗的肖主任，深知合格人才对中医药继承发展的重要性。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疗效要靠众多合格、优秀的中医大夫来保障。”肖延龄说，“近几年来，中医药事业发展成就不少，国家财政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多。‘中医西医化’倾向也有所改观，但总体上仍未得到有效扭转，合格中医人才短缺即是明证。” 

　　——简单模仿西医教育模式，中医教育、科研和中医临床严重脱节 

　　肖延龄指出，在以前，国内各大中医院校刚建立的时候，都是请具有丰富临床、实战经验的名老中医去教课。而现在，各中医院校内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即从学校毕业直接留校任教。 


　　“中医诊治能力的提升，是长期临床实战中不断地‘悟’的结果。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别无他途。这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最大特色和优势——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的必然要求。”肖延龄强调说。 

　　“并不是说‘学院派’不重要，其实，他们在中医药知识普及、相关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更具优势。但如果临床教育以‘学院派’为主，老师论文写得很好却没有临床经验，讲授的课程只能是一些空泛的理论。现在很多从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大夫，临床知识和经验均严重不足，甚至到了无法开中药方的地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家近些年来对中医药教育、科研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分到临床上面的很少。中医是门实践的学科，临床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存在类似于西医那样相对独立的科研体系。中医的教育、科研和临床密不可分，且其科研、教育应服务、服从于临床。国家对中医药教育、科研进行投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把他们割裂开。” 

　　“相反，西医临床和科研虽然相对独立，但技术上差别较小，刚毕业的大夫也可以很快上手。所以，中医教育、科研不能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肖延龄认为。 

　　——医院“转科”等政策，加剧中医整体诊治水平下降 

　　目前，很多医院对招收的中医专业毕业生，采取“转科”制度，即先去各西医科室轮岗学习。肖延龄表示，这种轮岗制等于迫使中医大夫去学习西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医大夫整体诊疗水平的下降。肖延龄直言：“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种理论体系、两个思路。中医院校毕业生本来中医知识功底就有问题，中医的临床思维模式还没有建立，刚一接触临床又是西医，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临床思维，最后只能是中医大夫越来越‘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中医，更不是真正的西医，其疗效可想而知。现在有的中医大夫给病人开中药方，第一次没效，第二次还没效，第三次直接就改开西药了。” 

　　——收费政策忽视中医“人”的价值，中医大夫待遇偏低导致人才队伍萎缩 

　　从医疗费用方面来看，中医一些门类的诊疗费可以说低到令人咋舌。以针灸为例，目前公立中医院对针灸的收费，依旧沿用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标准，即每次针灸收费4元。 

　　“针灸作为中医中最为国际上所认可、接受的治疗手段，在国外收费很高的。”肖延龄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以德国为例，早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在德国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收费120马克，第二次开始每次90马克。这和我国收费标准相差以百倍计！即使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次普通针灸收费，也比咱们高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搞针灸的大夫，扎半天针，最后连工资都开不出来，谁还愿意继续干？”肖延龄问。 

　　究其原因，肖延龄认为，也是“中医西医化”在作祟。“在西医治疗费用中，各种医疗仪器设备检查费用占了不少，越是使用价格高昂的高级仪器设备，检查费用占比越高。在这种模式下，靠三个指头搭脉、一根银针治病的中医，自然吃亏不少。一根针能值多少钱？殊不知，中医大夫的疗效，是靠多少年的积累、修为，才能达到！但这部分属于‘人’的价值，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体现。” 

　　现实中，一方面合格的中医院校毕业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不少中医医院迫于生计，纷纷增加西医科室，增加采购各种西医仪器设备检查项目，以增加医院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中医院招人更愿意招收西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我河北老家的县中医院，宁可要一个西医专业的本科生，都不愿意要中医专业的硕士。”谈及此处，肖延龄甚感无奈。 

　　——将西药理化成分的“毒性”标准，简单套用到中药上，从而产生对中药“毒性”的误解，进而错误地限制中药使用，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疗效的正常发挥和中医药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如，十多年前的“关木通事件”，导致监管部门在中药中禁用关木通这味药;近的如，不久前炒作的所谓“何首乌毒性事件”，又出现了对中药的一阵口诛笔伐。 

　　谈到这一现象，肖延龄甚感不解。“西医所谓的‘毒’，是从理化指标上而言的，只要某种有害物质超过一定含量并被检测到，就是有毒。而中医所谓的‘毒’和‘毒性’，是从药性而言，指的是一味药温凉寒热的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偏离于平衡状态的‘偏性’，和西医的‘毒’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此其一。” 

　　“中药是靠‘毒性’来治病的。中医认为，人生病是因为受各种内外邪气的干扰，人体出现了偏离正常健康、平衡状态的某一种或一些‘偏性’，从而导致人外在表现为‘病’。要治好这些‘病’，就要用与生病时人体表现出的‘偏性’相对的另一种‘偏性’，把身体状态‘纠正’回正常、平衡的状态。这个另一种‘偏性’，在中药上就表现为‘毒性’。这是中医药治病的根本机理，与西医用药的消炎、杀毒等，完全是两个体系。此其二。” 

　　“中药的‘毒’是相对的。对于健康的人来讲，中药是不能乱吃的，否则中药就是真正有‘毒’，对人体有害。而对于病人而言，只要大夫辨证施治，中药的‘毒’就是能治病的好东西，不是真正的‘毒’。即使检测到中药含有某种成分，被认为有毒，但通过正确的炮制、使用合理剂量及使用时间，或与其它药物配伍，这种毒性是会减至最低或不表现的。比如，赤芍可以减弱马钱子的毒性，当归可促进关木通中马兜铃酸A的降解转化或抑制马兜铃酸A的溶出;生地、丹皮与关木通配伍，均可降低马兜铃酸的溶出而降低毒性等。同时，在治疗过程中，大夫开方子使用不同药进行配伍，配伍的原理就是不同味的药材相生相克、君臣佐使，一方面把不同药材中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偏性’给克制住，不对人体造成伤害，另一方面，把不同药材中对治病有用的‘偏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尽快治好病。而且，随着病人身体的恢复，原来的方子就不适合病人当下的病情，大夫隔一段时间就调一次方子，根据病人身体状况的改变调整药方的配伍，使得不同时间开的药方，总是最能符合当时病人的病情，发挥最好疗效。一个越是合格、高明的中医大夫，越能明白、掌握、运用配伍之妙，疗效就越好，就能真正做到药到病除，且没有副作用、后遗症！此其三。” 

　　“我分析了一下，现在所谓中药‘毒性’事件出了问题的，一个是药本身有问题，比如中药制剂，这在中医经典理论上根本就没有，完全是按西医理论搞出来的。另一个是西医开中成药，不按中医辨证施治开药，何首乌再好，天天吃、吃两年能不出问题么？再一个就是中医大夫不能按中医经典理论开方治疗，自然疗效不佳甚至容易出问题。反之，合格的中医大夫，能按照中医经典理论开方用药，而且药本身也是合格的，疗效自然就会显现。” 

　　“片面、绝对地以西药理化标准，来定性、定量套用到中药身上，这种现状如不能切实改变，‘中医亡于药’‘中医亡于医’绝不是危言耸听！” 

　　肖延龄也表示，近几年来，中医药的发展情况总体好于前些年。比如，国家对中医师承教育越来越重视，已不再是以前单一的学院教育体系;再如，国家对中医药的投入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但相关政策、制度还不配套。比如，师承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是要通过和学院教育体系一样的考试，才能获得行医执照。” 

　　“当下，中医药发展面临这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应抓住这个机遇，彻底扭转‘中医西医化’的局面，这才是中医药事业实现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对中医药单独立法，加快符合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法出台进程，建立独立的政府监管、评价与监督等体系，应是治本之策。”肖延龄主任医师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