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来源：生命时报）分娩量逐年下降，床位不断萎缩， 医生被迫转行 产科正面临关停潮 这不仅是一个科室的消失，更削弱了母婴健康保障，威胁未来生命质量

　　本报记者 牛雨蕾 李珍玉 张 健

　　《生命时报》 2024-04-23 第1794期 第1版

　　“救救产科！”今年2月底，知名妇产科专家、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在网络上公开呼吁。他表示，当前产科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关停潮，产科分娩量逐年下降，床位不断萎缩，产科医生不得不转行。段涛的呼吁，引发社会各界对产科困境的关注。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不得随意关停产科”，确保助产服务可及性，提高助产服务质量，切实保障母婴安全。未来，产科下行趋势能否止住？出路又在何方？

　　产科“寒意”自下而上蔓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1062万、965万、902万，降幅在7%~18%之间。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数量减少，让处于人口统计最上游的“产科”，最先感受到了“寒意”。

　　“有时一天也等不到一个孩子出生！”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中医医院党总支书记李瑞峰无奈地说，我院过去每年分娩量占全县的30%，“二胎”放开后，2019年分娩量迎来历史高峰，床位使用率达100%。但从2020年开始，分娩量每年下降5%，不到5年降了近一半，平均每天也就出生一个孩子，且以二胎分娩为主。目前，产科床位使用率不到30%，每位孕产妇都能住单间，还有空余房间。一些孕妇也感受到了产科的冷清，廊坊一位二胎妈妈对记者说：“2017年，我生一胎的时候，医院人满为患，有的还住在楼道里。现在我来生二胎，人真的少了很多，不仅床位不紧张了，更不急着催你出院了。”

　　一边是分娩量下降，一边是产科医生在逐渐流失。“高峰时期有产科医生10人，目前4名已经离职。”李瑞峰坦言，为了维持产科医生的积极性，在当前效益不好的情况下，也没有降低待遇。不过，医院还是计划“未来将产科与妇科合并，让产科去拓展一些妇科业务。”

　　有的产科艰难维持，有的最终走向了关停。“三年前，产科的新生儿就比高峰期少了一半，当时院领导就跟产科开会商讨要不要关停。”浙江省嘉兴市某医院一位妇科医护人员回忆说，当时并没有直接关停，“三胎”政策出来后，大家还有些期待，但新生儿依然很少。产科运营成本很高，最终该院在2023年5月关停了产科，将产科医生转去了妇科。这位医生内心很无奈：“从医学院毕业在产科历练了多年，如今却不得不半路转行。”

　　不少医院也在积极谋求转型。山西省晋城市晋城大医院是一家区域性三甲医院，工作十多年的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娟娟坦言，从 2021年开始就明显感受到医院产科门诊量和住院量在不断下滑。“但由于我们产科的危重症救治水平在当地领先，避免了关停的命运。不过，我们也在摸索转型，但目前还未有更好的办法。”

　　过去几年，类似情况在多家医院产科重复上演。《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到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减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来，公开宣布暂停或合并产科业务的医院数量至少有9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二级综合性医院和一级基层医院、卫生院。

　　即便是头部三甲医院，也能感受到分娩量下降的危机。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被称为上海的“大摇篮”，分娩量曾连续8年位居上海第一。段涛说，2016年“二胎”刚放开时，该院全年分娩量达3.4万，现在不到2.5万。这个数字看起来差距不大，但在过去，“上海每年新出生人口可达20万，现在10万不到，我们这个分娩量已经占了1/4。”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杨慧霞回忆：“二孩放开后生孩子的特别多，当时产科超负荷运转。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分娩量有所下降。”不过，她也表示，“我们医院没有看到产妇减少和医生流失的情况，甚至还有孕妇排不上队建档。”记者发现，对于医疗水平高、口碑好的妇幼专科医院或大医院，还是“一床难求”。据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的某位产科医生介绍，近年来每年分娩量都在2.7万~2.9万例之间。特别是今年是龙年，产科一直加床，最高日分娩量110例。

　　段涛称：“产科目前没有出现严重的关停潮，但确实有一部分已经关停，也有医院在考虑关停，尚未最终决策，但整个学科的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站在从业者角度发出呼吁后， 引发了众多同行的共鸣。杨慧霞也认为，“他反映了一些产科长期存在的问题，希望借这个契机能够推动改变。”

　　产科生存面临四大困境

　　段涛对产科的发展和未来表达了担忧。他指出，产科分娩量逐年下降，再加上考核不尽合理、产科收费过低、医护人员收入偏低，如果持续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产科萎缩。杨慧霞也认为，产科的管理问题一直都存在，只不过，过去被高生育率掩盖了，生育率下降后，这些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出生人口减少。2016年，我国放开“二胎”，当年新生儿1786万人，达到一个小高峰，比2015年的1655万增长了近8%，随后逐年下降。2021年放开“三胎”，但效果不明显，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相当于少了近一半。刘娟娟表示，当代年轻人生育意愿不足，他们的心理认知、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较之前都发生了巨变，养孩子的负担重、成本高，少有年轻人愿意降低自身的生活品质，最终导致了生育率下滑。

　　考核制度不合理。杨慧霞指出，产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对于女性来说，“分娩”不是一种疾病状态。产科所作的努力是通过孕期筛查评估，采取预防措施，让孕产妇尽量不出现、少出现并发症，母子平安最好。但是，卫生系统对三级医院的考核有两个重要指标：CMI（病例组合指数）和出院患者四级手术占比。CMI数值越高、四级手术占比越高，意味着病人救治难度系数越大，越能给医院考核加分。这个标准的初衷是好的，旨在引导三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多看疑难重病患者。但是，按照目前的CMI考核，产科的数值肯定不高。如果孕妇分娩时病情都特别重，那么产科孕期保健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而且，产科四级手术很罕见。段涛指出，有些医院产科为了满足上述考核要求，就鼓励剖宫产以增加手术级别，这使得本来可以自己生的孕妇被拉去做剖宫产。虽然CMI指数和手术级别上去了，但遭殃的是孕产妇。

　　产科风险大、收入低。不少受访医生表示，产科收费标准十几年来都没有调整过。记者发现，一些地区顺产只要千元，剖宫产费用两三千元，收费高的地区最多五六千元。还有的地区产科医生收入甚至不如月嫂，劳动价值与收入严重倒挂。杨慧霞坦言，产科医生还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孕产妇特别是高危产妇很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等问题，死亡率非常高。我国孕产妇死亡率1949年高达1500/10万，2023年为15/10万，是过去的1%，这是国家支持和几代产科人前赴后继的结果。可一旦产妇或孩子出现意外，赔偿款高达几十万，不仅医院和科室要赔钱，产科医生还要被罚款。

　　人才流失严重。刘娟娟介绍，他们医院产科并非重点科室，分娩量下降后，产科医生都很焦虑、迷茫，不少人转岗转行，人才流失严重。刘娟娟直言：“能长期待在这里的人，靠的都是情怀。”从医院管理者角度来看，产科收入低，考核“拉后腿”，潜在风险高，一些医院领导不愿意保留产科或压缩其规模，导致更难留住医生或招到新医生，产科陷入恶性循环。杨慧霞很担忧：“产科总需要有人去做，但一个行业的发展，不能仅仅靠情怀支撑。”

　　段涛认为，产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它不仅是妇女健康的保障，也是国家人口质量的保障，更是国家未来的保障。产科的关停不仅意味着一个科室的消失，更代表着对母婴健康保障的削弱，更是对未来生命质量的潜在威胁。刘娟娟也表示，医学是一门整体学科，产科是迎接新生命的科室，产科医生努力推进“生命早期1000天”（怀孕的280天+出生后的720天，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个人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的概念，推进孕期保健和国家的免费产检，为了服务“优生优育”，为了下一代的健康，产科医师一直在背后默默付出。

　　产科要自救，更要有“助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的大背景下，未来新生儿减少将是一个“新常态”，产科的缩减也将是必然趋势。针对上述呼声，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确保助产服务可及性，提高助产服务质量，切实保障母婴安全。4月15日，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再次表示，目前，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产科院内处境愈发艰难，部分医院选择裁撤产科，产科服务体系加速萎缩。在此背景下，国家卫健委将采取措施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母婴健康安全。

　　段涛认为，产科如今的情况是各种因素导致的，要“救产科”，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自救和他救都很必要。

　　提高生育补贴。段涛建议，与时俱进提高产科收费标准，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提高收费就意味着要多付钱，但我国50%~60%以上的分娩是在县级以下医院，基层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因此政府补贴势在必行，希望未来医院每分娩一个孩子，政府能给一份补贴。尽管这势必给医保基金带来较大负担，但这中间需要有更宏观的取舍。

　　完善考核标准。杨慧霞认为，考核标准“一刀切”的做法需要改变，这是当下的重要任务。最近，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的产科专家也在开会讨论，如何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制定更符合产科学科特点的考核标准。《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也是一个重要信号，公立医院要更加重视产科的发展，给产科队伍信心。

　　留住优秀人才。段涛强调，保证产科能活下去，不让它垮掉，就要留住优秀医生，提高产科人员待遇。杨慧霞认为，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加拿大实行全民医保，产科医生从公立医院领取固定收入，同时，医生和医院还会购买医疗保险，若出现意外，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探索多元服务。段涛表示，当前，一些基层产科、妇幼保健机构也在积极开展多元化的服务，如月子中心、产后康复、私密整形、减重项目等。这是积极自救和转型的一种尝试，但也面临较大问题，如医院是否有资质、有能力开展这些服务。而且，这类服务属于消费型医疗，项目如何收费也是个问题，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服务机制和收费标准，精准定位服务人群。

　　最后，段涛希望，社会各界能够重视产科的发展，给予产科更多的支持和关爱，为产科医生提供有尊严、有安全、有发展的工作环境，让产科学科未来的发展空间能够更加稳定、创新、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