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此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尽管中国在抗癌战争中处于被动，扭转局面的机会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癌症死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而美国在走上这条正确道路之前，也曾将控癌希望主要寄托于治疗，为此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以及数以千亿计的美元。

        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约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预防的成本，远远低于癌症治疗。

        除了控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力活动，减少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等措施，同样至关重要。而对于肝癌、胃癌、子宫颈癌等与感染因素有关的癌症，减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预防途径。

        实际上，通过给儿童接种疫苗、阻断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经开始体现。根据卫生部的调查，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从1992年的约1.3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万人。

        杨功焕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一二十年内，随着乙肝疫苗接种的进一步推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还会减少，肝癌死亡率上升的速度估计会逐渐减缓，甚至开始下降。

        此外，世界上第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已经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在中国内地，这种疫苗上市尚需时日，且价格高达数百美元，但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娜塔丽布鲁特（Natalie Broutet）博士告诉《财经》记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可以为今后的子宫颈癌控制提供技术选择。

        早诊早治，也是控制癌症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癌症，则可以使治疗更加有效，并且减少癌症的死亡。 国内外的临床研究表明，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的改善主要归功于早诊早治。现有的技术方法应用得当，可以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癌症发现于早期阶段，并得到根治。

        实际上，在河南林州、山西襄垣等地区，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改善营养和早诊早治等措施，子宫颈癌和食管癌等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在今年4月29日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也重申“这说明癌症是可防可治的”。

■早诊早治试点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2003年底，卫生部颁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这份由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委托中国癌症基金会组织专家起草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

        2005年，卫生部将子宫颈癌和食管癌早诊早治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开展试点的包括山西襄垣、河南林州等几个地区。其中，襄垣属于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癌症高发的防治基地之一。

        1997年，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的乔友林，加入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十年来，他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在襄垣等地开展了得到国际认可的子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与筛查方法等人群防治研究，并着手对各种防治方案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乔友林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寻找最佳的癌症防控方案时，价格因素非常重要;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高昂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乔及其合作者的初步分析表明，对于简单的醋酸染色和碘染色肉眼观察(VIA/VILI)，自身成本不到10元;加上宣传动员、技术开展等各种成本，平均每位妇女所需的筛查费用为35元。而大多数农村妇女愿意为子宫颈癌筛查支付25元，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匹配10元，就可以满足筛查的资金需求。

        不过，肉眼观察方案的假阳性比较高，精确度并不高。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参与开发了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子宫颈癌快速筛查方法(CareHPV)。据介绍，这种快速筛查方法操作简便，效果也比较接近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第二代杂交捕获（hc2）技术;而其自身成本不会超过5美元（约合35元人民币），几乎是hc2技术的十分之一。

        一旦发现早期子宫颈癌，治疗也不算复杂。襄垣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马俊飞告诉《财经》记者，早期病人在该院进行手术，平均费用只需2000元。目前，在所有癌症中，子宫颈癌的发病原因研究得最为清楚——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其预防也较少依赖社会资源的充足程度。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从技术条件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来看，目前真正能够在中国大面积推行早诊早治的癌症，恐怕只有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并不是负担最大的癌症，但如果在子宫颈癌防治上取得成功，对于其他癌症的防治具有示范意义。”

        今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项目经费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项目得到实施后，将覆盖肝癌、乳腺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等八种重点癌症，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8个县，预计筛查人数将超过50万。

        除了中央财政，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地方财政也开始对癌症早诊早治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在朝阳、西城、怀柔三个区对户籍适龄妇女开展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的自愿免费筛查试点工作;2009年，这两种女性癌症的免费筛查将在该市全面推广。当然，董志伟也提醒说，早诊早治并不是癌症防控的全部，癌症防控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促成各级政府将其纳入工作计划，让政府成为行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