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庄的癌症问题，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新桥村之殇

        江苏省金湖县地处淮河流域下游。相当一部分淮河水经过该县境内的三河，最后汇入长江。

        金湖县环境监测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淮河流域中上游的污染，对金湖县影响非常大。每当洪泽湖泄洪时，三河水质就会变得很差。当地人戏称此地为“聚污盆”。在三河河畔，有一个村庄名为陈桥镇新桥村。50岁的董振兰是该村村民。她的生活虽不宽裕，却也平静而恬淡。

        女儿出嫁后，她和丈夫万松廷守着家里的三亩田地，每亩地每年大概挣上几百元钱。丈夫有时出去打打零工，一天可以挣上40元。然而，两年前，突如其来的癌症彻底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董振兰在治疗阑尾炎的过程中，不幸被检查出患有直肠癌。 董振兰告诉《财经》记者，她至今还刻骨铭心地记得拿到诊断通知时一刹那的惶恐。丈夫失声痛哭，她也不由得落泪，同时哽咽着安慰丈夫：“我们有多少钱治多少病，我不会怨你的。” 病痛的剧烈折磨，是健康人无法想象的。她回忆说，病情严重的时候，她往往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让她更加难以入睡的，是沉重的医疗开支。

        一次手术，加上三次化疗，就花掉了夫妻俩3万多元。虽然董振兰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覆盖项目和报销比例有限，只报销了4500多元，夫妇俩至今仍欠着2万多元的债务。对于这个已经陷入困顿的家庭而言，这笔债务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董振兰基本上干不了什么活，需要丈夫来照顾她，因此丈夫也不得不放弃一些打零工的机会。 当医生建议董振兰再做两次化疗的时候，她拒绝了。董振兰说：“我们已经借了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再找亲友借钱了。” 目前，在整个新桥村，除了董振兰，还有25位癌症患者。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他们的命运轨迹也大抵相似。 这还不包括已经被癌症夺走生命的。仅2007一年，在2000多人口的新桥村，共有15位村民去世，其中竟然有10人死于癌症——

梁书军，49岁，贲门癌;

曹翠英，52岁，食管癌;

王世英，57岁，食管癌;

万德兰，61岁，脑癌;

王兴华，63岁，肺癌;

万成芬，67岁，肝癌;

王玉兰，72岁，肝癌;

刘兴英，78岁，胃癌;

赵可珍，81岁，食管癌;

梁兆娥，85岁，子宫颈癌。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死亡名单。

■癌症高发与环境污染关联

        对于癌症阴影，已经在该地行医近30年的新桥卫生服务站的李书丛也有着亲身的体会。在他的印象中，村民中死于癌症的，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发病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直到最近几年，村里才开展了死亡登记工作。登记资料显示，过去六年中，新桥村先后有97人去世，其中死于癌症的多达54人，超过了一半。而在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癌症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 由于新桥村紧靠着三河，村民长期以来饮用的浅层井水早已污染。直到今年，村民才有望从正在施工的农村改水工程中受益，喝上自来水。

        2002年，金湖县陈桥镇新农中学的语文教师刘奎曾经组织约100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开展过《水资源与癌症》的社会实践活动。 刘奎对《财经》记者解释说，他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癌症病人逐渐多了起来，怀疑与水污染存在关联，就希望孩子们都来关注身边的环境健康问题。当然，师生们这种简单的实践活动，根本无法解开笼罩在癌症与水污染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难以引起社会和政府层面的关注。

        2004年，媒体集中报道了淮河流域的一些“癌症村”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对淮河流域肿瘤高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那么，新桥村一带是否真的存在癌症高发？从科学研究上来讲，这需要时间。通常需要对数以万计的人口进行持续多年的观察，才能确认某个地区是否属于癌症高发。或许，新桥村两千多人的样本数量偏少。但研究人员在淮河流域进行的初步调查，已经证实了部分“癌症村”的存在。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对《财经》记者透露，位于淮河流域上中游的河南省沈丘县、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等地区，其癌症死亡率已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如此，从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到下游，消化系统肿瘤的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下游一些地区又比上中游地区“高出很大一截”。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在淮河流域的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可能加剧了癌症发病的增长势头。

        当然，癌症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要想厘清淮河流域局部地区癌症高发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长期以来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各自为战，以及系统监测数据的缺失，更是增加了解析的难度。

        目前，卫生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开展的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项目，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将对包括金湖县在内的重点地区的环境和癌症状况进行长期的系统监测。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希望到明年，可以先拿出一些比较明确的结论。由于人体受环境影响后发生恶性肿瘤的病程较长，通常需要一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出生缺陷发生的时间相对较短，且更为敏感，因此，项目还同时启动了出生缺陷监测。

        金湖县妇幼保健所所长何艾芹告诉《财经》记者，该县过去只是简单地汇总上报的出生缺陷数据;今年启动监测以后，将保证无遗漏，并登记详细的个案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桥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庄的癌症问题，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林州抗癌样本

        在“红旗渠之乡”，食管癌防治的战争仍在继续.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姚村镇的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前身不过是一家乡镇卫生院——姚村卫生院。但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管癌患者。

        几个月前，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农民李如刚就在这家医院接受了食管癌治疗，全部花费为1万元出头。今年6月27日，他再次来到姚村，接受复查。“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医院。”李如刚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去北京的大医院，估计起码得花四五万。”即使在很多同行眼中，这家乡镇卫生院也颇值得信赖。如今，医院每年要给约1500名食管癌患者施行手术，同时给一些患者施行放疗和化疗。这些患者中，90％以上都是外地人。其中，仅业务院长焦广根一个人，每年就要给600多位食管癌患者做手术。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北京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每年的食管癌手术也不过数百例。

        治疗费用的高低，是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选择医院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大医院，癌症手术之后通常使用一次性吻合器，病人需要为此额外支付数千元。焦广根及其同事，在手术后基本上都采用成本极低的手工缝合。

        在焦广根看来，手工缝合不仅给患者降低了治疗费用，还可大大减少吻合口狭窄、返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其效果优于一次性吻合器。他对《财经》记者说：“就算是不花钱，我也不想用一次性吻合器。很多手术的基本功还是需要的，如果只会操作机器，还算是大夫吗？” 这家乡镇卫生院的食管癌治疗水平，与国内很多大医院相比大概也并不逊色，其名声甚至远播海外。伊朗德黑兰大学国家肿瘤治疗中心就曾派出两批医生到姚村学习;焦广根和同事宋金祥还于2006年前往伊朗，在这个肿瘤中心开展了示范手术。

        当然，来到林州的食管癌患者，在姚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不错的选择：位于市区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和林州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同庆村的李孝安，就陪着岳父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这三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人数相差不多，加起来每年约有5000人。

■“不走的医疗队”

        林州的食管癌治疗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局面，首先得感谢北京医疗队。1957年，林县(林州的原称)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说，林县“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食管癌特别多。杨贵的发言被会议简报收录，引起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注意。正是这位杨贵，后来带领林县群众开凿了著名的“红旗渠”，解决了“水不通”的问题。次年，中国医科院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刚成立，院长李冰就接到周恩来交待的一个任务：到林县了解当地的食管癌情况。

        林县的见闻，让北京的专家们感到极度震撼。在病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人患上被称为“吃不下病”的食管癌;有时竟会碰到一个村庄有几户人家在同一天出殡，而且都是死于食管癌的悲惨景象。“文革”开始后，一群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被下放到条件艰苦的林县，他们在林县自发地开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如此，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机构的专家——他们被称为“北京医疗队”，还多次来到林县，研究林县食管癌高发的原因。

        随着饮水和食物中的亚硝胺等因素，被怀疑与食管癌发病有关，预防食管癌的各种措施也相继开展。例如，林县通过统一供应水库水和机井水，统一消毒，逐步取代以前的旱井水、池水和红旗渠水，使许多村庄喝上了清洁的饮用水。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林县建立起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专家引路和群众参与的局面。“北京医疗队”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术队伍。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他就从长期蹲点林州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等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1985年毕业于洛阳医学专科学校的焦广根，也从“北京医疗队”那里获益良多。目前在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姚村卫生院）广泛应用的手工缝合术，即来源于焦广根与王国清的合作。如今，“北京医疗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长期驻守林州，但他们已经在当地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新的探索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林州的食管癌防控工作，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陷入低谷。地方政府不仅中断了对于食管癌防控的支持，甚至一度担心食管癌防控会影响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在这个阶段，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通过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开展合作，靠着国际合作经费，才勉强维系了在林县农村进行的食管癌研究。

        无论如何，多年的努力已经开始显现成效。今年4月29日，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特意提到，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十万分之一百五十下降到目前的十万分之四十。

        不过，与十万分之十五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仍然偏高，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早诊早治，则是林州重新拾回的“法宝”之一。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河南医科大学沈琼教授就发明了一种简单的食管癌诊断技术。这种被称为“细胞拉网”的技术，是把一个表面缠有棉线的气球囊放进食管，充气后再拉出来，通过其粗糙表面带出的食管细胞，来检查是否发生癌变。借助“细胞拉网”，当时食管癌筛查曾在林县全面展开。如今已经86岁的郭玉庭老人，就是在30多年前被查出早期食管癌，并接受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施行的手术。如今，林州又开始恢复食管癌的筛查工作。当然，主要的筛查设备已经升级成了胃镜。

        2005年9月的一天，林州市合涧镇辛安村67岁的村民杨双科参加了林州市肿瘤医院组织的免费筛查;检查出早期食管癌以后，杨双科很快接受手术。近三年过去了，老人看上去仍非常硬朗。今年6月23日，林州市河顺镇河顺村64岁的妇女李便的也被查出早期食管癌。两天后，她就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李便的看上去不太紧张。她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发现得早，心理压力小得多;此外，根据林州市卫生局的规定，当地食管癌手术治疗费用不能超过8000元，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4500元。加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李便的自己需要支付的费用，估计不到2000元。

        林州是卫生部癌症早诊早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的试点地区之一，具体执行项目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三年来，已经筛查了6000多名40岁至69岁的正常人，发现约100例病人，其中大部分是早期。他解释说，对于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其五年生存率仅为30％多;而对于早期食管癌患者，则可以达到80％以上。

        然而，让刘志才心情沉重的是，由于之前早诊早治的长期缺位，像杨双科和李便的这样的早期患者，目前只占很少一部分;林州市这几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中，约95％都属于晚期。因此，今后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以便在适龄的全人群中开展早诊早治。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业务院长焦广根甚至告诉《财经》记者，就算没有政府经费支持，其所在的食管癌医院也想在邻近一些村子进行免费筛查。 “这样的话，早期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为有效的治疗;而病人活得更久，对医院也是一种广告。”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这个“红旗渠之乡”，食管癌防治的战争仍在继续。而无论成败如何，对于中国对抗癌症的道路选择，都将是一笔难得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