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百姓建健康档案是好事，但推广方法不对头，会吃闭门羹

　　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健康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陈元平

　　如果一个声称“社区医生”的陌生人敲你家门，说要给你做个健康档案，你会开门吗？恐怕多数人都会将他们拒之门外吧，毕竟，这年头，大家都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小心一点才不容易出错。可这样一来，居民是放心了，上门做建档工作的医生却委屈了：我们尽心为大家服务，怎么就是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呢？

　　类似这样的矛盾，在我了解到的各地建档过程中并不少见。本来，建立一份记录居民健康状况的档案，不仅可以为他们日后的疾病诊断提供详细的依据，还可以帮助专业人员分析他们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并据此采取干预措施。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却在实施初期，就面临进行不下去的尴尬，让人不得不叹一口气。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是方法错了。从解决问题的逻辑上说，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问题去想办法，并详细论证各种法子的可行性，最终选出最有效的一种予以实施。这是一种本着“问题导向”做事的方式。

　　回过头再看给老百姓建健康档案这事。我们先设计了一个极为详细，长达好几十页的问卷，再拼上人力，上门入户进行宣传实施。满以为这样公益的、惠及老百姓的做法可以得到认同，却忽略了居民可能存在的逆反和对陌生人不信任的心理。这就是“方法导向”做事带来的弊端，就像生产制造一个产品，它的科学性严谨性都够，可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市场上消费者的接受度，最后只能以滞销而告终。健康档案其实也算是个公共产品，所以会有同样的问题。如果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初，实施者能进行换位思考，就不难想到老百姓的顾虑，也就不会吃闭门羹了。


　 当然，收集资料碰壁还只是建档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之一。据我所知，在北京，收集上来的居民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实信息。这种情况，实在是让人担心，因为相比较收集不上资料而言，假信息的恶劣影响更甚。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方法导向”———只考虑到了问卷的科学性，忽视了老百姓的接受度。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私人信息，即便是朋友都未必肯透露，更不用说是相对陌生的社区工作人员了。凭什么要我把家里的收入，以及家庭成员间的感情状况等敏感问题全盘托出来，谁又能保证这些资料不会外泄？于是，为了应付差事，就有了填写假信息的举动。

　　面对老百姓的不理解、不合作，可能实施者会说：“我们也不是非要刺探人隐私，只是因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真的与健康管理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必须提醒的是，人家本来就不信任你，填个表都是迫于无奈，怎么会老老实实回答你这些私人问题？建立健康档案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事。

　　现在，问题的根源找到了，就该考虑怎么办了。

　　第一，上门入户建档不如到小区去做活动、搞讲座。现在追求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请几个专家，到社区搞个讲座，肯定会有不少人捧场，趁着大家在兴头上，好好宣传一下建立健康档案的好处，自然有人心甘情愿地去填表备案，而这时他们填的信息，也多半不会是假的。而且，社区医生跟居民混个脸熟，以后办起事来也事半功倍。此外，社区医院可以行动起来，要求每一个来看病的患者都填表，效果也会不错。

　　第二，建立健康档案不是只针对已经有病或想防病的人，而是针对所有居民，所以只是搞讲座、登记病人信息还不够。我认为，健康管理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不该只是医疗部门的人负责，而应该发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去做。比如，让买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入住时填写健康信息，就能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再比如，很多健康管理咨询机构、保健品公司等都会有自己的客户资料，这部分内容是不是也能让政府有效利用起来？我觉得，未尝不可。

　　第三，一个人的耐性是有限的，无论是谁，看到一份上百道题目的问卷，都会不自觉地打退堂鼓。所以，应该适当地将问卷精简再精简，不要急于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私人问题最好能避则避，至少开始不要问;避不开的不妨换个说法。比如，询问家庭收入是为了以后制订方案时能根据其经济状况选择最优的，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毕竟大多数人都将这视为隐私，那就不如拐个弯，问他上的是社保、医保还是商业保险，以便从另一个角度达到目的。

　　最重要的是，在做所有工作之前，都应该健康教育先行，尤其要保证这项工作的实施者（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自己先建立起对“健康”的正确认知。现在大部分人对健康与否的认识是建立在疾病基础上的，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误区。没病不等于健康，所以健康管理本就不该只是老年人、病人关心的，它对所有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如果通过不懈的教育、宣传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有生命的健康一定需要科学的管理”这一点，做起建档工作，相信也会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