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01年底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必要的帮助”是什么，具体谁执行，如何实施，均没有提及。

　　“政府是知道这一群体存在的。”2002年前后，《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总编杨晓升通过对6个失独家庭的探访，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这部报告文学的命运同样悲情，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版。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生政策，而是探讨如何解决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10年过去，杨晓升构想的救助体系依然没有出现。

　　在北京，一些尝试在慢慢进行。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3年前联合辖区内的失独家庭组建“新希望家园”，通过组织活动、心理互助等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困境。

　　丰台区的民间团体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正筹划公益组织“萤火虫公社”，搭建平台帮助失独者实现自治。

　　北京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未来计生委和计生协会在政策、经济和情感三个层面加大对失独群体的关注和帮扶，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和心理难题。

　　“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7月16日，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说。

　　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原本到了退休年纪的苗霞，自2002年一直关注失独群体，“有责任去推动些事情。”

　　在苗霞看来，这一问题并非突然出现。同时，因深刻了解失独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以及公众对计生工作的负面情绪，苗霞坦陈“发泄情绪容易，但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和体系。”

　　比如通过修正法律中定义模糊的条文，将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责任明晰，让失独者们不再求助无门。

　　比如现行计生特别扶助制度，只针对49周岁之后失独父母，“但失去孩子到49周岁之间的真空期可能是他们最痛苦无助的时候。”

　比如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失独群体的组织，失独者遇到各种困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求助无门。

　　
　　“这些都是我们的框架设计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苗霞透露，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做失独群体的基线调查，了解他们面临的切实困难，以确定最后的框架中着重做哪些工作。

　　“所有的基础是，国家、政府以及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

　　同时，她认为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计生问题，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帮助，“如何帮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真正关乎社会稳定，也真正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