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项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有关调查的估计，中国大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而2005年前，中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相比城市，它的治疗条件更加薄弱。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内的一所精神病院内。中国大约有1亿7300万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亿5800万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

　　而基层政府要想系统地加大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工作,并非易事。一旦精神病患者在救治中出现事故,谁来负责?因为事情琐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

　　一般大型综合性医院没有设立精神科，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匮乏。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另外，中国共有注册精神医师1.9万人，等于每位医生对应842名患者，还不计算医资机构大量集中在城市的情况。医生数量严重不足。

　　2014年4月29日，永寿县公安局起草“关于全县精神障碍患者情况”的汇报呈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领导责成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拿出对策。很快，永寿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行为预防管控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要求由县财政拿出57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县公安局牵头，整合综治、民政、财政、卫生、人社、残联和乡镇等部门职能，对病人及家庭进行管护、救助和帮扶。邀请专家对所有患者，按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风险评估。对正发病的53名高风险病人立即分批送院治疗，对117名轻度患者送医送药上门救治。

　　对确需入院治疗的，由患者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村、镇核实后加注意见，由辖区民警、镇干部、监护人共同送往医院。病人费用经合疗或医保报销后，不足部分全部由专项资金拨付。但住院治疗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病情稳定，就可出院。

　　而永寿县派出警力来摸底，也只是从治安的角度，统计了最具有伤害性的人群。抑郁症和焦虑症并不在这个统计范围内。不计入的原因是抑郁症并不会造成他杀，顶多是自杀，伤害性小。可据王振义了解，农村抑郁症病人经常引起扩大型自杀，“我自杀，死了孩子怎么办?与其孩子受罪，不如先把孩子弄死。”

　　“自作孽”“脆弱”“懒病”，从医学的角度，这些评价诚然是无知而残忍的，但在这群人身上，荒诞、可怜、可恨、无解常常同时存在。

　　当60岁的郭永合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家人间突然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他完全不像妻儿描述的那样，“疯了”“两三点就起来”“天天去坟地逛”“见人就骂”。他衣着体面，比起永寿县马坊镇郭家村的其他村民，他甚至算得上好整以暇。

　　藏蓝色西装，衬衫领带一样不少，大背头，金丝眼镜，衣着整洁，神智清明，当他看到记者时，他主动过来握了握手：“你们记者是无冕之王。我要跟你讲我的故事，我看尽了人间冷暖，饱尝了人间沧桑。”这之后他背诵了一段《资治通鉴》。

　　妻儿在旁边使着眼色，看得出他们为这老人的言行感到不好意思。“他之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妻子解释说，“犯病了就老说这些。”

　　郭永合疯了，这发生在他的晚年，疯了后他整夜失眠，夜里两三点钟在村里的大道上唱歌，躁动而富有攻击性，总爱逛坟地，一宿一宿地呆在那儿。而这之前，他度过了谨小慎微的一生，车经过的声音都要害怕，说话总是压低声音，别人说他一句，他马上抬起胳膊护住头，怕黑、怕声音、怕犯错，怕死。

　　这恐惧是从他16岁那年开始的。郭永合5岁死了父亲，母亲找了继父。16岁的一天夜里，同母异父的妹妹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母亲用水瓢接了7瓢，那血却还在流。母亲精神本来就不好，出于惊吓当天就断了气。家里人手忙脚乱搭个棚子停在院子里，当晚妹妹一直叫哥哥，一条席子卷出去时嘴里还含混的叫着哥哥。那天，16岁的郭永合一夜里埋了两个家人。

　　这之后郭永合就怕起了天黑、血、声音，以及一切活着及死了的人。一到晚上，他就说自己听到妹妹叫自己。那幻觉常年跟随他。但村里人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只说他“胆子小”，郭永合自己也从未就医，在村里人看来，这不算病，他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比别人更加谨慎，凡事倾向于自责，做什么都偷偷摸摸，带点儿苟且样子。中午吃饭时他不敢去食堂，怕学生闯祸，“学生闯祸也是我的错”，他这样跟其他老师说。但凡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他都认为与自己有关，唯唯诺诺，诚惶诚恐。

　　可这不妨碍他教书，甚至可以说，在他30余年的教龄中，他是一个好老师，当他背《资治通鉴》露出陶醉样子的时候，有一些瞬间你会相信，他是个“有魅力的乡村老师”这件事儿并不是自吹，它完全有可能发生。

　　妻子说，郭永合要不是这病，一辈子都要这么害怕下去，这次疯了反而胆子大了，整个性格都反过来，也好，临到老总算有那么几年不怕的日子。

　　让他终于精神失常的这件事，说来却有一点荒唐。56岁这年，郭永合跟儿媳上了床。这事儿出来后，儿子大声斥骂他，把他从老房子赶出去，说自己在这村里简直没脸做人了。只有他从这村里消失，自己才有尊严。

　　出了这事儿后郭永合就疯了。那条常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断了，这个做了一辈子老好人，胆小如鼠的老人，晚年一次出格，而命运没有原谅他。现在提起这事儿，疯了的郭永合显得坦然而沾沾自喜：“我儿媳就是我的学生，上学时就爱慕我，”他悄悄说，“我的孙子就是我的儿子，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他成了儿子和妻子的羞耻，一村人的笑柄，一个可怜、可恨又滑稽的角色。他在村里四处传扬，虽说疯人疯话，到底还有几分真，为此儿子觉得老爸非离了这村子不可。

　　儿子给郭永合在县城租了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最好不要回来，不要四处乱说。可郭永合时而发起病来，走到县城广场上，拿出农村老师的架势对人指指点点，你的发型不对，你吐痰不对，你广场舞跳得不好;还议论些国家大事，卫生搞得不好，当官的不是好东西，有些小流氓看他疯疯癫癫，上去就打。郭永合只能抱头逃，几次被巡警抓回村里。

　　免费送治精神病那段时间，郭永合终于有了个去处。他被送到咸阳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因为集中收治，人多空间又小，同送去救治的又多是些有攻击性的“武疯子”，动不动就打起来，郭永合不打人，于是成了挨打的对象，他在这儿挨的打比在外面还多。可这已经是一家人看来最好的去处了。

　　如果公安局不管，他连这去处都没有。队长王运生说，精神病的管理最难也最棘手，“国家政策是民政、财政、疾控中心都管一部分，可这么多部门同时管，到头来就等于谁都不管，两个部门根本衔接不起来。出了精神病杀人案才想起来抓，其实治好一个农村精神病，就等于预防了四五起杀人案。”

　　王振义大夫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每个县都可以有一个收容机构，目前精神病院的费用和场所都有限，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如果可以在县一级办一些精神病收容机构，这些多余的人也好歹有个去处。

　　但没有这样的地方，县与县之间互相扔“武疯子”仍然是最常见的做法。谁家有疯子谁家认倒霉，在这黄土千里，沟壑纵横的山村里，人们对这些不得不采取的残忍措施早已习以为常。

　　他们互相嘲笑，彼此轻视。当郭永合的妻子提起那些更重一层的病人，可以看出她带着那么一点儿兴奋和优越感，像说一件好玩儿的事情：“那人把衣服过下来泡在粥锅里，拿出来拧一拧穿身上就是不脱，说洗干净了。”说时很带劲儿，似乎完全忘记了村里人就是这样传着她家的事，而她自己正为这传言而备受伤害。

　　郭永合的儿子身材高大，说起爸爸会是一种严厉的口吻：“他的心态就是胆小怕事，遇到事情不能勇敢面对，采取逃避。人死如灯灭，哪里有鬼?”让他相信父亲是出于生病才这样是一件很难的事。从他出生起，父亲就是这样子了，他瞧不起父亲的怯懦。他甚至没有见过父亲在被这病改变前是一个怎样的人。

　　甚至郭永合自己也没机会知道。恐惧、幻觉跟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他无从知晓，一个没有幻觉、没有恐惧的人生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