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中国人对健康的理解，还是有病治病，而西方的医学模式，已经从治疗转变到了健康管理上——不是亡羊补牢，而是未雨绸缪。”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助理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讲述了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影响。

　　他说，约5000年前是超自然的神道医学模式：人类认为疾病现象是由神灵或魔鬼造成的。因此，祈祷和驱邪是当时维护健康，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

　　约2500年前，来源于实践的经验医学模式逐渐形成。在西方，出现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平衡学说;在东方，出现了阴阳平衡学说。但缺陷是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展开有针对性的治疗。

　　后来，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理性医学模式占主导地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中期，人类首次控制住了一部分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疫苗、药物、营养素和手术成为治疗疾病最好的方法。

　　黄建始说，由于细菌学说和营养学说帮助人们在微观世界里，找到了许多疾病的发病病因，就给人们带来一个印象：好像所有的疾病都是病菌、病毒和缺乏营养素造成的，通过化学和生物手段杀死病菌和病毒以及补充营养素，就能解决问题。

　　但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既不是病菌也不是缺乏营养素引起的———它们是生活方式疾病。

　　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胡锦华说，生活方式疾病大多是生活富裕带来的疾病。“比如斐济岛国，原来糖尿病很少，因为吃的是原始植物，后来大量吃罐头食品，现在糖尿病发病率很高。”

　　黄建始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了经济的大崛起，但也带来了西方国家60年前的慢性病挑战。目前的中国，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有心血管病;中国烟民世界第一，地球上每诊断三个肺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由于中国喝酒人数世界第一，所以酒精性肝病的发作率也很高……这些都不是单纯用药、手术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健康管理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