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在你看来，广东省有哪些成功的治理灰霾这种大气污染的经验？

　　吴兑：我认为广州的四项举措成效不错，一是禁摩，禁摩措施实施以后，大气质量大幅上升，灰霾天数大幅下降。北京有200多万辆机动车，大部分是汽车;上海有140万至150万辆的机动车，也大多是汽车;但是广州的170万辆机动车中110万辆是摩托车，同样公里数、运量，摩托车尾气所造成的污染是汽车的好几倍。

　　其他治污措施还包括，花大力气对油库、加油站进行治理;对饮食业的油烟进行控制;防治扬尘污染，你可以看到，广州所有的建筑在施工时都是有覆盖的。

　　《新民周刊》：国外目前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治理污染方法可为中国借鉴？

　　吴兑：目前在中国，比较迫切的是，应该像国外一样采取更为全面的治理污染的模式。我们国家在治理污染上总是习惯于关注单一的指标，现在我们国家就控制2个指标，空气的治污指标就是针对二氧化硫，实行脱硫，水的治污指标就是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即化学需氧量，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原性物质的量，COD反映了水中受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这种治理方式就是不全面的，治理硫、治理氮，都只是片面的，仅仅是治标，并非长久之计;而治理碳排放才是治本，我们在进行脱硫治理时，还要考虑到无碳处理，不能把二氧化硫治好了，却又让它转化成为二氧化碳，那不就是将区域性污染转化为全球性污染了吗？！二氧化硫是对广州有害，可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杀手，这样的治理，不就是在玩化学游戏吗？！我们应该采用以碳为主导的全面地更完善地治理污染手段。

　《新民周刊》：你为何要强调区域联合治理灰霾天气污染？

　　吴兑：群防群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打独斗、污染物再互相影响，就变成事倍功半了。因为污染物是可以自由流动、没有边界的，污染物会跨界输送、相互影响，治理当然也应该是无边界的合作。

　　长江三角洲与黄淮海平原的灰霾天气近期看到有融合之趋势，如果大家不采取联防联手治理，那么就是谁先治理，谁吃亏了。广东省政府就协调广州、佛山、清远、湛江、江门、中山、珠海、深圳等城市一起治理，再实现粤港澳之间的合作治理。我认为，2003年至今，广东省对于灰霾的治理成效还是相当不错的。

　　《新民周刊》：你认为，作为决策者的政府，理应如何应对灰霾天气及其污染？气象部门与环保部门可以高度合作，气象部门是政府的哨兵，我们需要及时报告大气污染状况、提供预警，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我们也可以利用既有的庞大观测、预报体系对灰霾天气进行监测和预报，当然这还需要很大投入。

　　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环保部门在治理污染时，可以依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比如，目前政府与有关部门对于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污染控制是以年为平均数据来控制的，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采用动态的调控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大气扩散能力与大气污染浓度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在大气扩散能力较好、污染物浓度较低之时，政府可以允许工厂达标排放;而在扩散能力中等、污染物浓度偏高之时，政府就该限制工厂排放;如果在扩散能力差、出现严重灰霾天气且污染物浓度超标时，政府就可以及时禁止某些工厂排放废气。

　　这就是动态调控污染源排放过程，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广东气象局将把动态调控污染源排放作为今后工作的目标，我相信这也是全国努力的目标。

　　如果我们不去重视灰霾治理，空气质量就会继续恶化，各种由空气污染诱发的癌症，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就会越来越多，类似非典的病毒粒子可以在气溶胶粒子上生存、传播，禽流感、肺结核病毒也是如此。

　　空气质量良好，就等于市民集体戒了烟。先发地区会首先考虑灰霾天气，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中国有些地方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才会去注意这些环境问题。

　　《新民周刊》：如果广州想要回归蓝天白云的天气，在你看来，需要历时多久？

　　吴兑：空气污染恶化的过程很快，但在治理空气污染时候，最初的阶段是花费的力气最大、历时最久的，但见效却很慢，可见，政府的治理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

　　我们将PM1的颗粒物浓度从20微克/立方米增加至40微克/立方米，能见度已经从50公里下降到10公里了;而如果我们将PM1的颗粒物浓度从40微克/立方米再污染至120微克/立方米，能见度才下降到7公里。

　　反之而言，就可凸显政府治理灰霾这种大气污染的难度了：政府如果想将PM1的颗粒物浓度从100微克/立方米治理到60微克/立方米，花费的代价巨大，能见度并不会好转多少，公众与媒体当然也不会满意;但如果政府要想将PM1的颗粒物浓度治理到20微克/立方米，就要花费很长时间。

　　伦敦被称为“雾都”，其实是“霾都”，伦敦花了50年才把灰霾治理好，如果灰霾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至少也得花二三十年才能治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