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这时的毛泽东已经77岁，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x光等仪器进行检查，方可最后确诊。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毛泽东的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年10月的症状还要明显。对正常人来说较为容易克服的一般性病菌，也会在毛泽东的肺部发生感染。在冬春之交，北方的天气严寒多变，毛泽东不断地感冒、咳嗽，浓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注射抗菌素来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或者同时以人参等补药增强体质，也许毛泽东的病情会很快得到缓解，甚至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拒绝补药已是多年的习惯，他也反对通过注射抗菌素来治疗肺炎。医生就只能采取口服抗炎药的办法为毛泽东治疗。

　　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1972年1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1972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1月10日下午3点，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抗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1月18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医护人员不敢疏忽，这样就惊动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1月18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x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