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70余载的朱良春，跟中医结缘是因为肺结核。

　　他在南通商立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学习非常用功，学校每天晚上9点熄灯，但他还要在走廊里学习到深夜，消耗比较大，营养又跟不上，就感染了肺结核。

　　肺结核，俗称“痨病”，是那个时代的“白色瘟疫”，一旦有人罹患此病，无异于宣判其死刑。

　　曾在《呐喊自序》中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鲁迅，即因肺结核在1936年逝世。

　　朱良春说，他完全靠休息、吃中药、增加营养、练一些气功等精神和生活方面的调理，在一年左右恢复了健康。“那时除了服中药，就是吃百合，这个东西养阴清肺，还治咳嗽，我就经常拿百合煮汤，这对肺结核很有帮助。”

　　朱良春说他本来希望在商立中学毕业后，能去银行、邮局等处谋个会计的工作，但中途因病辍学，“一面感到患病之苦，一面在阅读中医医书时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

　　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朱良春初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背诵古典医籍，跟随临证抄方，初步打下基础;继而向往现代中医教育，不惜“出逃”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得以接触李铁尘、王慎轩、陆渊雷、祝怀萱等名师，并亲耳聆听名誉校长章太炎的训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朱良春不肯半途而废，在淞沪大会战的余烟下，投奔上海名医章次公，“蒙章师介绍，我半天在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为难民义诊，获得较多实践体会，半天在章师处实习，得到亲炙，学乃大进。”

　　1939年，朱良春拜别恩师章次公，回南通独立行医。1940年，“登革热”疫情在南通蔓延，西医多用“消治龙”和“握姆纳丁”注射治疗，可效果不佳。朱良春用清瘟败毒之法治疗，三四天即可见好，名声由是叫响。

　　解放后，朱良春筹组“中西联合诊所”。在此基础上，1956年，南通市中医院成立，朱良春任首任院长。

　　在上世纪50年代，朱良春恪守章太炎“下问铃串、不贵儒医”的教诲，不断发掘搜集民间验方。“只要听说哪里有治疗疑难杂症的民间医生，我都要登门拜访，把那些‘土医生’请进医院，让他们发挥一技之长。”

　　于是，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季德胜、专治淋巴结核的“邋遢先生”陈照、专医肺脓肿的农民成云龙，在朱良春的帮助下考察药理、观察疗效，整理出季德胜蛇药、瘰疬拔核汤、金荞麦口服液等特效药，季德胜、陈照也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成云龙则获评1989年江苏省十佳新闻人物。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南通“三枝花”的故事。

　　朱良春在攻克顽症痼疾方面颇有建树。

　　他研制的“益肾蠲痹丸”，在1989年通过省级鉴定，获得新药证书，至今仍是国内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调节免疫功能，并对骨质破坏有修复作用的中成药。“中国传统医学真了不起，这是我看到的最杰出的奇迹！”诺贝尔医学奖评选委员会原主席诺罗顿斯·强对此评论道，“它纠正了类风关骨质破坏不能修复的错误认识。”

　　此外，善用虫类药的朱良春还探索出一些新方，如治疗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的“复肝丸”，治疗慢支、肺气肿的“咳喘胶囊”，治疗慢性痢疾、肠炎的“仙桔汤”，治疗痛风的“痛风冲剂”等，皆有不俗疗效。

　　朱良春著作甚多，且肯将处方公之于众。以朱良春相赠的16开、第4次印刷的《朱良春医集》看，503页的篇幅中，大半涉及处方，方便同道对症下药。朱良春说：“我一贯主张经验不保守、知识不带走。我一个人力量有限，如果多一些医生使用我的方法，就可以救治更多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