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医学，瘟疫就是恶性传染病，其起因无非是微生物，比如细菌、病毒。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任何检测仪器来探知微生物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完全不能解释瘟疫的起源。

　　明代时，一位名叫吴有性的医生，写成名著《瘟疫论》，指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便是“疠气”。其实这已经很接近现代医学的微生物致病的理论了，虽然还有点粗糙。

　　当然，在东汉末年，尚未有“疠气”的说法。当时的医生认为，瘟疫的产生和阴阳失调有关系。对于阴阳的概念，这里笔者不想过多解释，因为这话题太庞杂。估计说上几天几夜也没完。但是，阴阳失调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气候的巨变，这很好理解，天为阳，地为阴。气候的剧烈变化，自然可以称为阴阳失调。直到现代，这种古朴的理论依然有效，比如说萨斯的流行，有一种解释就是当年广东的气候异常，和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气候现象还有全球气候变暖是有关的。很不幸，东汉末年恰恰就是一个气候剧烈动荡的年代，一个小冰河期的到来，阴阳算是彻底失调了。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在战国、秦与西汉时代，气候一直暖和，到了东汉逐渐趋冷，等到了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气候真正地冷了下来，在公元四世纪上半冷到极点，渤海湾连续冰冻三年，冰上可行车马军队。比如说，六世纪中期北朝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提到，河南山东一带石榴树从十月中开始就要用干草裹起来，否则会冻死，可是今天在这些地方石榴可以在室外安全生长，无需裹扎。

　　其实真正冷下来，或者一直很暖和，这问题并不大，可怕的是气候处于变化的阶段。所谓阴阳失调，是说气候正在变化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人、动植物、微生物都需要重新适应。举个生活常识的例子，一个人在有暖气的房子里面呆了很久，突然衣衫单薄的到了寒冷的户外，是很容易感冒的。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温度的巨变，恰恰造成了人体免疫系统效能低下，也就没有所谓的正气了。另外，在气候巨变的时候，可能造成细菌和病毒的突然变异，由此也可以产生一些对宿主杀伤力很大的恶性病毒和细菌。

　　在历史上，对上述说法有很多明确的记载，例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十次大瘟疫，既119年会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灵帝在位15年间，共达5次，也正是黄巾叛乱前夕，民不聊生的时候，由此中原地区陷入极恐怖的状态。

　　还有，随着气候的变化，阴阳失调。一个农耕民族的老敌人，游牧民族也成为了瘟疫的帮凶，尤其是冰河期初始阶段，更是如此。因为气候寒冷，游牧民族脆弱的生产力更受重创。蒙古草原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灾和白灾。黑灾说的是不下雪，白灾说的是雪太多。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牛羊牲畜大批死亡，游牧民族在丧失了食物和日常用品的时候，唯一可干的就是南下劫掠。刀兵一起，杀人无数，大批死亡的人、牲畜都成为微生物的载体。而且农耕民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征兵，又会造成人口大量流动，给瘟疫的传播带来便利。

　　更加可怕的是，有历史记载表明，游牧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生物战的原理。他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把一些腐烂的动物尸体放在水源地，污染河流。据说汉族的战神，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20多岁正当壮年的时候病逝，就是因为吃了一些不洁的食物和饮水。另外，消灭掉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就是因为蒙古士兵在西征的时候，用抛石机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抛入黑海边上的卡发要塞，这才导致这种烈性瘟疫大范围传播。

　　在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东汉魏晋接下来就是五胡乱华，南宋后面是元朝一统华夏，明末清军入关。小冰河期阴阳失调的灾难，直接导致了中国屡遭游牧民族大范围入侵。甚至可以说，在每一次农耕民族丧国之痛的背后，都有气候巨变、阴阳失调、瘟疫流行的重要因素。

　　有趣的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两大巅峰，都处在这种刀兵四起，瘟疫流行的状态下，东汉就不用说了，南宋时期，北方有金元四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一定是在不屈不挠的和瘟疫和战乱作斗争。

　　好，说完了建安年瘟疫的起源，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曹操以及他的魏政权所受的影响，并且解释下为何说“魏武不再挥鞭只因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