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三名医分别是张仲景、华佗和董奉。其中，张仲景在对抗瘟疫中起的作用最大，医学成就也最高。

　　一、张仲景

　　名机，史称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

　　张仲景总结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张所提倡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中医所必须学习的内容。另外，他对于方剂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传世之作《伤寒杂病论》，里面搜集和创造了很多剂型。比如说白虎汤，根据曲黎敏的讲稿，在本世纪50年代，河北石家庄地区瘟疫流行的时候，这个方剂依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本《伤寒杂病论》也是中医经典著述之一，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医学水平。

　　到了后世，大家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另外，有关张的传说还有不少，比如说到了现代，还有很多中医老字号叫“xx堂”，同仁堂就是一个例子，管比较有名气的大夫叫坐堂医生。相传这种说法自张仲景开始，因为他本人曾经担当过比较高级的官吏，长沙太守。在中国古代，官员办公的场所往往称为堂，张仲景在行政办公之余，经常利用办公场所来给百姓治疗。所以，后世很多中医诊所，也就习惯性的称为XX堂。

　　要想理解这些内容，唐宋八大家的范仲淹有两句话很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庙堂就是指中央行政部门。还有一句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说明了两点，首先古代医生和行政官员往往是一个人的两个身份，医生本来就是读书人，这样不仅能熟读古代政治方面的典籍，对于医学著作，也不会感到陌生。这样无论从政还是从医，都有便利条件。另外，中医的指导思路是把人看做是一个整体，行政管理手段和治病手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总之，张仲景不愧医圣的称号，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内科。而且由于本身水平相当高，且有政治地位，张仲景在对抗瘟疫方面的贡献，要远超后面两位。

　　二、华佗

　　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他的生平事迹虽然传闻很多，但大多不是很可靠。从一些资料来看，华佗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外科（当然，中医对于科室的分类并不是很严，因为这门学科本来就强调的是整体治疗）。尤其是华佗发明了麻沸散等麻醉药，而且传说还要给曹操作开颅手术，这充分说明，他在外科手术方面成就颇高。

　　华佗的主攻方向实际上肯定和当时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东汉末年，刀兵四起，战场上伤病号非常多，迫切需要医生来解决各种外力损伤的痛苦。由于大量接触军队，华佗和当时的军阀关系很密切。不仅有给曹操治疗脑风的传闻，还有给关羽刮骨疗毒的事迹。

　　也正是因为和军阀上层接触很多，所以有关华佗的民间故事极为丰富。但他在对抗瘟疫方面的成就，显然比不上张仲景。不过，他发明了五禽戏等健身手段，提高了百姓的体质。另外，治愈大批伤兵，从客观有助于减少瘟疫的传播和杀伤力。

　　三、董奉

　　关于董奉，他的身世和华佗一样，略带神秘色彩。他生卒的年份大概是公元200～280，又名董平，字君异（一说字君平），号拔墘，侯官县董墘（一说董厝）村（今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青山村）人。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青时，曾任侯官县（今天福建省福州市）小吏，不久归隐，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之语，就是起源于此。

　　不过，笔者对这段传说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因为杏树原产于新疆，后虽然被引入中原，但多见于北方。董奉基本上在长江以南活动，按说是不会有大片杏林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董奉治愈了很多病人，百姓想纪念他，所以加上了各种有趣的传说。一个名医，在建安朝这种瘟疫流行，战乱不断的年代，一定是很多百姓心目当中的神。

　　董的学术地位确实不是很清楚，似乎也没有什么流传很广的医学专著。但在建安朝，作为一代名医，他一定不能回避瘟疫，也应该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写这些文字，绝不仅仅是因为曹操墓地被确认而引发的感慨。大家想想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还有目前正在肆虐的H1N1流感。地球可能进入了一个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病毒变异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单独依靠疫苗对抗，越来越力不从心，那么传统的经验和方法是否能帮我们开启另外一种广谱对抗思路呢？这就是笔者所希望的，相信也是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