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爷爷是家乡有名的中医，“出门都会有乡亲们主动用轿子抬着”，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在幼年就对爷爷所受到的那份尊敬羡慕不已。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行医的他，也有美好的回忆：“那时医患关系还不错，病人信任医生;医生住着单位分来的房子，压力不大，可以一心只想着专心看病。”

　　但这份惬意在上世纪末被打破。“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发现行医的环境变了，整个社会已经很浮躁。医院里也是一切向钱看，医患冲突开始增多。”

　　在中国开始经济转型的同时，原本由政府包办的公立医院也经历了变革：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经费补贴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即国家根据编制床位进行定额补助，增收节支的结余，可用于改善医疗条件，也可用于集体福利。这直接催生了医院搞创收、增加奖金的逐利冲动，并在1997年上一轮医改实行后变得尤为突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寥寥无几、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再也不能只想着如何看病了，他们得考虑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数人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

　　谢汝石曾经处理过一起医疗纠纷。一位患者去找老专家看病，专家只开了几元钱的药。患者指责老专家不负责任：“我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来看病，你怎么能给我这么便宜的药？”但这位严谨的老专家十分坚持自己的处方：“是药三分毒，你并不需要那么多药。”冲突就此产生。

　　更多的不信任，是对医生“大处方”“大检查”的怀疑。在赵星凯三年医生生涯中，有一位家属令他印象深刻。一位患者被父亲和弟弟送来急诊，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提出立刻做血管造影;如果需要，还要放置支架。这样的处置，报销后个人仍需负担1万多元。老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的弟弟、一位中学老师，果断拒绝了。他认为，“你们是骗我的钱。”医生们轮番做这位教师的工作，“从当晚10点谈到凌晨3点，就是说不通。”最终，42岁的患者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去世。

　　一位医生坦言，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戴着有色眼镜看医生，似乎他们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天使，而成了凭医术牟取私利者，甚至是“白眼狼”;同时，也有一些医者戴着有色眼镜看患者及其家属，不再把尽心尽力为患者服务看作自己的本分和天职，而处处提防着患者，甚至把患者视为“刁民”。

　　相互不信任后果严重。“信任之下，成本最低。但当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医生只能选择保护自己，整个医疗的成本一定会提高;最受伤害的，恰恰是支付能力不高的底层人。”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医生张子谦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一旦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患关系就会很脆，就像瓷器一样，没有人性，没有弹性。”医学人文专家王一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是医患不信任的另一原因。阜外医院心内科医生杨进刚曾被一位病人掐着脖子，因为他曾告诉患者病变有些严重：“需要的话，可以做心脏搭桥。”

　　“那个病人听我说着，就跳起来死死掐我的脖子：‘你想咒我死吗’”杨进刚回忆，“他很自然地把心脏搭桥和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在谢汝石看来，这种沟通不足和医生的诊疗时间有很大关系。“人们都往三甲医院挤，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上午看了90个病人，能不影响服务和沟通的质量吗？”

　　“当我自己带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也会对医院和医生不满。”杨进刚说。他坦言，当前的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几乎没有”。“国外的医生、国内的很多大专家，都是沟通高手。我们的医学生，一进校门就学的是技术，不擅长沟通，欠缺表达的能力。”

　　在王一方看来，同仁血案表面上看是医患之间对疾病结果和疗效理解不一，深层次上说，则是医生和公众在理解疾病、理解痛苦、理解生死上的巨大分歧。“整个现代医学对疾病治疗有了过多的承诺。”

　　“科学是一种承诺，消费也是一种承诺。老百姓认为医学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医学是自动售货机，我的钱进去就一定要有个结果;医生又往往会炫耀新技术让病人抱有过高期望。其实这些贴着很多标签的新技术——海外生产、最先进的，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治病的奢望。结果，奢望越高，失望越多，摔下来最重。”

　　“一旦这种失望和对医生的不信任叠加，再和整个社会的情绪叠加，患者就有可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王一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