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共索赔1700多万元。

　　起诉书称：同仁医院违反诊疗常规，术前准备不充分，手术操作草率，未将肿瘤组织全部切除，直接导致手术失败。

　　王宝洺认为，他以教学为业，同仁医院的手术导致他丧失发声功能，终生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书画家行业属于特殊群体，年龄越大，价值越高”。按照手术前的收入水平，未来的30年，他的误工费共计1500万元。

　　王妻解释，王对肿瘤医院的治疗没有意见，之所以把它也拉进来，是因为同仁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肿瘤医院在朝阳区。他希望能在朝阳区起诉，害怕东城区法院偏向同仁医院。

　　谁也没有料到，此次诉讼会如此漫长而艰难。

　　起初，法院委托东城区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交给法庭的病历，存在伪造、病程记录不全等问题。

　　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由于患者对医疗文书多方面存在质疑，故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医学会不能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现中止王宝洺医院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他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事后添加、病程记录不全、伪造。

　　他的主要依据是，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2006年10月23日出院日志中，添加了“鳞状细胞癌，前切缘未见肿瘤，后切缘见部分肿瘤”字样;住院病历病程记录中缺少五天的记录;有三天的查房记录，徐文医师签名属他人伪造。

　　同仁医院辩称，徐文授权其他大夫签署，这恰恰证明她在查房，由其他医生记录。只要有病例记录，就能证明大夫查房。另外，那年的10月有几天，徐文去上海开会授课，委托主治医生在住院病历上代为签名，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

　　据王的代理律师称，王宝洺坚持认为，“医院提供了假病历，他们就要输官司，就要赔钱”。

　　王宝洺在博客中称，“根据卫生部2005年1月21日《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认为，被告同仁医院没有如实提供相关病历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正常进行，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熟悉该案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王宝洺对索赔数额寄望过高，“显然是不懂法”。而且，他固执于病历的细枝末节。其实，部分的涂改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王宝洺坚持认定同仁病历为假，诉讼程序停滞不前。于是，鉴定中心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法院。

　　根据北京高级法院关于鉴定的指导意见，对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应该由法院作出认定。可是，东城区法院迟迟未就病历的真实性作出定论。一年后，2009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出终止鉴定函。

　　2010年1月，东城区法院又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鉴定也陷于停滞。

　　该中心负责人谢和平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若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在法院通过质证，然后得出结论;最后，作为委托方的法院要向鉴定中心作出明确的指示，即依据哪些病历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判断材料的真实性。

　　但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作出定论。据了解，王的代理律师在王宝洺的要求下，多次催促法院给鉴定中心发函，确定鉴定材料。法院的人总说，“要请示领导”，或者“再等一等”。

　　王宝洺也曾去当地卫生局的调解中心反映情况。对方说，“你都告到法院了，我们管不了。”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和律师跑了多趟法院。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在发生血案的当天上午，在王宝洺要求下，其代理律师再一次致电法官。法官说，如果王宝洺着急，“让他自己来找我”。于是律师向王宝洺电话转述了法官意见。

　　对着电话，王宝洺平静地说：“谢谢你，费心了。”放下电话，他对头痛卧床的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几个小时后，夫妻两人再次见面时，血案已经发生。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