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加之沟通不畅，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上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称，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比例极少，不幸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

　　但是，对于医院是否就手术风险尽到告知义务，他特别强调：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了日期为2006年10月18日的“北京同仁医院手术同意书”。其上第八条为“术后病理报告肿物若为恶性，需再次手术”;手术同意书上，王宝洺的签名清晰可见。

　　或许是由于对手术效果心理落差太大，王宝洺此后的举动表明，在肿物恶性成为现实后，他对手术同意书上的“风险提示”选择了忽略不见。

　　当时，对于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况，徐文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供王选择：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切除病变;由于同仁医院没有放疗服务，如选择放疗则需转院。

　　同时，出院病历写明，王宝洺需定期返院复查。

　　徐文提供的两个方案，王宝洺全部予以拒绝。为何如此选择？只有王宝洺本人才能给出答案。而从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的叙述中，只能感知那段时间里王宝洺的痛苦，以及他内心的迷惑。

　　自从做了手术，王宝洺一直想找徐文沟通。手术前一天，徐文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没有和他们交流第二天手术的内容，这让夫妻俩非常不满;手术后，王妻称，她多次找徐文都没有找到，护士总回复她，“医生忙着呢，在做手术呢，没在”。

　　王妻说，她在住院区和门诊区，都找不到徐文。“其实他就是手术后疼，我们想找她问问，如果能解释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对比后来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治疗时的情况，夫妻俩对同仁医院越发不满。王妻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肿瘤医院手术前一天，医生曾和他们仔细分析了病情以及手术的优劣势。

　　然而，偏偏王宝洺一直找不到徐文，这就为灾难埋下了种子。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王妻自言自语地叹息说：“总找不到徐文，偏偏那一天，被他碰上了。”

　　2006年10月23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出院。10月31日，他即到肿瘤医院进行会诊，病理会诊报告单上显示，“烧痕处可见肿瘤”——这其实就是一周前同仁医院病理报告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但并无医学知识的王宝洺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同时他不可能或许也不愿意接受，激光手术不能像传统的手术刀那样清楚地切割深处肿物。

　　肿瘤医院“术后CT双侧声带组织明显增厚”的诊断结果，更让王宝洺愤怒莫名——既然说切除右声带，为何还存在声带？他甚至认为，徐文做了一场“伪手术”。

　　其实，这里所说“声带”并非器官，只是影像学表述的概念，对应于声带所在的肌肉组织，所有CT等影像检查都作同样表述，不论声带本身存在与否。

　　医学术语与普通语言相距太远。悲剧是，此刻没有人给王宝洺讲解这一切;或者，他的思维已经无法跳出他的受害想象。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说，王宝洺的疑问，是一个病人正常的想法。但他强调，“医院接到投诉后调集了他住院手术的病历，也调集了手术所送的病理标本，组织专家进行讨论鉴定，结论是别的医院在CT上看到的这个‘右侧声带’，是肿瘤的复发，还在那个部位”;“后来他在外院做了全喉切除，术中所见和术后标本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徐文给病人不可能做的是‘伪手术’。医院和徐文本人反复给他讲这个道理，给他看病理标本，但是王宝洺不能理解，他认定就是徐文害了他。”

　　或许正因为此，徐文随后在病历上为王宝洺所留的两条医嘱，对其已失去效用。

　　术后越早放疗越有效，王宝洺的放疗在海军总医院进行。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尽管已经足够，但王宝洺病情在几个月后继续发展。

　　2007年7月21日，他再次出现在同仁医院就诊。因病变快速生长，此时他已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抢救中，同仁医院为王宝洺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2007年7月31日，患者自行出院。此时，医患信任或许已经荡然无存。

　　出院后，王宝洺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找到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吴雪溪就诊。吴雪溪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王宝洺当时的情况是“肿瘤复发，且已是晚期（Ⅳ）”。

　　“有的肿瘤属于‘跳出来’型，比较好办;有的属于深处纵横捭阖型，王宝洺的情况属于后者，较为复杂。”吴雪溪说。

　　此时，惟一的选择是保命，做全喉切除手术。

　　王宝洺当时依然不信自己已达喉癌晚期，更不愿就此丧失说话功能。他不理解“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地方，底下是肿瘤”，直到吴雪溪为他做了喉部穿刺，看到病理结果确实是深处有肿瘤细胞，王宝洺才转变态度，同意做全喉切除手术。

　　他的发音功能就此丧失，再也不能为学生讲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