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仁血案看中国医改机制

赵星凯说,现在当医生,得有一股子“混江湖的痞气”。“每个人都有自保的方式,有人擅长和病人家属聊,有人很容易和病人混熟,还有人会挑病人,‘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
耐人寻味的是,纠纷发生后,患者之外的各方都以“维稳”为主。保安通常会在事发后才出现,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小孩,平时可能都躲在角落里玩手机;警察会出场,但一般只按斗殴处理,公安局不立案,法院更不受理;医院则是把事往下压,检讨、赔礼了事;卫生行政部门更是怕出事,一旦事情闹大,有人在医院拉条幅、设灵堂,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要求尽快赔钱,以避免事情闹得更大。
在半年来四个辞职离开的同事中,最让赵星凯不平的,是一位工作十年的男医生。他为了帮助被打的女医生而陷入了一场“互殴”。
赵星凯评价他为“最纯洁”的医生,“医术没问题,医德也没问题”。但最后,“互殴”的结论深深地伤害了他。“他想告患者家属,警察说是互殴;医院也不支持,说要告得以个人名义。”赵星凯说,“他离开医院后,连手机号都换了,不愿意和医院的任何人再有联系。”
当维稳成了第一要务,实质性的管理问题无人关心。在赵星凯看来,这是更可怕的事。“那位怀孕的女护士是因为配液错误被打。这样的错误在我们医院出现过多次,显然是医院的管理流程有问题,但没有人来研究、改进。”
和患者一样,医生同样为当前糟糕的就医环境而烦恼。“有时候病人恼火,就是因为等待时间太长;医生也一样,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和一屋子吵吵嚷嚷的家属,脾气再好的医生也难免脸色很差。”谢汝石说。
从进入医学院开始,医生们就处于忙碌状态。一位骨科医生在微博上留言:“今天做了五台手术,查完房,安排好明天的四台手术后已是7点。我是早晚不见天日啊。”
小医生们忙着学习临床,还得忙着做科研。当前医院内晋升机制对科研的要求令人咋舌——SCI论文、自然科学基金。
一位工作八年的医生坦言,他的时间,一大半给了科研,医生甚至从“以药养医”转向“以科研养医”。而这些科研经历很可能和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完全是将纳税人的钱打水漂”。
一位上海某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医生,有出色的手术能力,但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某个基因片段和某种胃部疾病的关联性。“这对我的临床技巧毫无帮助。”
小医生忙,大医生也忙。在医疗圈这个名利场,“出名的医生会到处讲课、到处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有股力量推着你,谁也不想被人遗忘。”一位专家说。
“我们也希望一上午只看十个病人,和病人好好聊一聊。但如果不完成这样的量,医院和科室的创收任务都无法完成,你说能怎么办?”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很多问题是医生无法解决的,但矛盾都被转嫁给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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