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关心、徐文的伤情、医务界对凶手的谴责，目前占据了同仁医院官方网站的头条。但患者的同情并未汇成洪流。这些新闻中，只夹杂一条不起眼的消息——《86岁老人为徐文医生送来一个水杯》。

　　对此，也不断有医生冷静表态：“大部分病人都是好的，我们都接受过他们的感激，只不过他们不会将好事写到网上。”

　　但血案似乎在医生和患者两个群体之间诱发了更大对立。9月22日，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又接到了一起投诉，当事医生说：“那个病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仇恨。”

　　医生和医院的习惯性沉默，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近年来，关于医院和医生的报道以负面为主，其中往往仅是患者一方的声音，而缺乏医护人员的辩解;或者，很多时候，就像同仁医院最初的态度一样，医院和医生在维稳的压力之下不愿意辩解。

　　王一方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横亘着一条“社会性积怨”的鸿沟。这种积怨的产生，是因为人均收入上涨导致的社会浮躁，道德滑坡的时间窗口和医疗改革的时间窗口，重叠在了一起。

　　在社会浮躁窗口期，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传递到医疗领域，就成了生命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来改变，一切死亡都是医学的无能，一切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都是医生无能;而医改这个窗口期又将很多问题摆到了桌面——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这两个窗口叠加，很容易产生一种对医疗行业的集体审判。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夸大与现实中的不平等激化了矛盾。最新的数字是，中国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超过12.5亿的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制度。

　　但宏大数字背后的现实并不乐观。尽管人人都有医疗保险，保障比例却颇为悬殊。保障最多的公费医疗，可以满足特需在内的各种医疗需求，而在最贫穷地区的农村，新农合的实际报销比例仍不足一半。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打个比方，一个村食堂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供村委会人免费使用，占用了大部分的资源;大灶却要供全村人。这些矛盾，如果被人看透，如何了得？只好转移，妖魔化医生。让医生和患者互相攻击。”

　　中国新一轮的医改，源自2005年一份关于“医改不成功”的报告。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医疗制度改革的辩论，并在两年多前启动了医改。但直至今日，在大多数医生看来，“改革根本没有开始。”

　　“比如医生人事制度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去过香港，但为什么不能学习香港的医师制度，给医生自由？”一位广东三甲医院的教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是官本位作祟。一旦医生自由了，他们就管不住了。”

　　“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办这么多公立医院，政府也说要放开社会资本办医。但如果不能解放医生，社会资本办医永远无法成功。人们还是得在拥挤狭小的公立医院里，相互争斗。”

　　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习龙看来，本轮医改提出了很多要求，却没有提出合理的实现路径。“比如在基层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但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补偿，结果就是小医院的好医生进一步流失，看病更加困难。”

　　潘习龙坦言，已有的改革多以取悦民众为导向。“现在什么都涨价，为什么药品一定要降价？好像降价就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降价的结果是，便宜药没有企业生产了。最近频频出现的廉价药断货就是例证之一。”

　　“很多思路是错的，医疗要有一定的费用支撑，如果不让患者出钱，就要找到另一个筹资渠道。”王一方说，“老百姓现在的要求很高，一方面要看好医生、吃好药，一方面要零支付、低支付。医改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在撕裂社会情绪，把矛盾转移到医生身上。”

　　他认为，比药品降价更重要的，是医疗守门人制度的建立、分级转诊制度的落实、公立医院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

　　“没有合理的体制保障，类似悲剧一定还会发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