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晚7点，黄建始翻遍了咖啡厅的菜单，最后给自己点了一份蔬菜煲仔饭，在上菜的间歇，与我们聊起了他对于中国有可能重新沦为“东亚病夫”的担忧，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的中国人开始受到慢性病的困扰，慢性病不再是“富贵病”，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成了重灾区。

　　回忆起知青下放农村劳动的日子，每天敲石头修水库，好苦，每顿光米饭就能吃十几碗，有时没有菜，只有一锅水煮的辣椒，却也吃得下去。

　　后来当了赤脚医生，学针灸时在自己身上扎针，对着书看，哪一个地方麻就知道穴位在哪里，回忆起那段日子，黄建始笑着说，“我不是专家，我是杂家，什么都知道一点点，会种菜，会打算盘。”

　　1978年，第一届全国统一高考，顺利考入中山医科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办杂志，先创办了《中国医学生》，后又参与了《家庭医生》的创刊。

　　作为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黄建始编写了《家庭医生》创刊号里三分之一的文章，首印五万本，反响出奇的好，很快订户就超过一百万，高峰期发行达两百万份。

　　伯父早年与著名外科大家裘法祖一起创办《大众医学》，一次黄建始专门去武汉采访裘法祖，裘老高兴地对他说，“你伯父当时跟我们住一个集体宿舍。”

　　做过赤脚医生的黄建始涉足大众科普领域，显得很轻松，他说：“我为什么愿意搞科普，是跟我妈妈有关的”。

　　作为家中老大，是母亲最喜欢的儿子，大一那年母亲得了肾盂肾炎，放假回家，母亲问起学习情况，黄建始笑着说道：学的很轻松，全年级第一。

　　母亲说，“那你是中山医科大学的高才生了，给我讲讲我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吧”，80年代的某个夏夜，晚饭过后在屋外纳凉，黄建始一口气给母亲讲了两个小时，从肾小管、肾小球等等一大堆医学术语一路讲下来，讲完之后母亲叹了口气，“完了，我这个儿子没了。”

　　黄建始当时不太明白她的意思，母亲接着说：“你说出来的话，我听不懂。”

　　那次交谈对黄建始的刺激很大，“我妈最喜欢我，我也是对我妈最爱。回到学校了以后，反正听课半听一下就懂了，所以老师讲完了，我就在那里琢磨，这句话怎么讲才能让我妈也能听得懂。”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30岁的黄建始显得有些忧国忧民，“中国缺医少药，我要做医学教育，卫生部当是正好有一个高等教育处专门管怎样培训医生，管医学院，我就做这个东西，让中国多一点医生。”

　　相比鲁迅远赴东瀛学医，黄建始选择了参与为中国人培养更多医生，后来到美国学习医学教育管理，学习怎么办医学院，怎么让医生达到标准，怎么设计课程，怎么考核医生。

　　“一个医生看了一个病人，诊断他得了癌症，如果病人神智正常的话，是先告诉他的太太，还是先告诉他自己，征得他同意以后再告诉他太太，你选择哪一个？”

　　黄建始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犹豫了半天，最后我选择了“不告诉患者”，因为我觉得可能对病人有刺激，于治疗不利。

　　而他给我的标准答案是：“先告诉他自己，等他同意了再告诉他太太。”据说，这个题目很多中国医生都会有与我一样的选择。

　　“在美国考医生七科内容中有两科与健康管理有关，医疗卫生系统和预防医学。这些都与大健康模式、心理、社会环境有关，中国医生基本不学这些东西，中国医师考试也基本不考这些东西，所以中国医生大部分不知道。”黄建始道出了其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