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博客上提到了一些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包括每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近视，30年来肺癌的死亡率增加了五倍，甚至提到中国人有可能重新沦落为“东亚病夫”，真有这么严重吗？在这些可怕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

　　黄建始：有没有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科学证据。北京征兵的适龄青年，男的只有50%合格，女的只有40%合格，那么多人不能打仗，不能干正常的活儿。我不敢说现在是不是已经“东亚病夫”了，但至少按这个趋势发展，现在已经有2.6亿的慢性病病人，也就意味着每6个人里已经有一个人是“病夫”了。

　　记者：这个“病夫”是怎么界定的呢？

　　黄建始：“夫”就是人，“病夫”就是病人，他们已经是病人了。原来讲“东亚病夫”就是说中国人整个看起来像是病怏怏的，而我们现在确实就是病了。那还不能说是“病夫”？

　　记者：这个“病”指的是慢性病？

　　黄建始：对。中国的糖尿病人数世界排名第二，活动性肺结核也是世界排名第二，我们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人数是世界第一，现在约有两亿多，这些数字都是很惊人的，整个主流社会舍不得花钱去统计这些东西，都搞不清楚，但趋势就摆在那里。

　　记者：可是现在整个社会关于中国医疗改革呼声最大的还是“看病难、看病贵”。

　　黄建始：对，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是针对那些得了病看不好的。所以你一天到晚讲“看病难、看病贵”，最后大家都变成“病夫”了。我觉得应该改变方向，应该挡住那些可能得病的高危人群，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方向错了。我们关注“病”是错的，21世纪应该关注健康。当然现在卫生部也开始转变观念，刚刚结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上，卫生部长也在讲要转变观念，从关注疾病到关注健康。要实行模式的转变，从生物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大健康模式，因为今天一个人的健康，不是通过到医院去吃药打针能达到的。而是应该通过改变环境，改变个人行为来达到的。你一方面去吃药打针，一方面还在抽烟喝酒大鱼大肉的话，这是不可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只会使“病”越来越多。

　　现在相当一部分人方向是错的。打个比方，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走路快，还是爬行快，还是坐飞机快，这是错的，这个问题问的不对，应该问从中南海到天安门往东走快，还是往西走快。如果往东走的话，因为中南海是在天安门的西侧，爬也比往西走快，往西坐飞机要绕地球一圈。所以现在光关注疾病是错的，而应该关注整个大的环境和个人的行为，你一天到晚吞云吐雾，这里说要治肺癌，那边又在制造大量的肺癌出来。而且得了肺癌你也治不好，所以建再多的医院也不能解决问题。

　　记者：您的观点在一个大部分人看不起病的时代，大部分人可能会听不进去，甚至觉得这个话是给富人说的，或是替有钱人说的？

　　黄建始：穷人也是同样。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原来慢性病都被认为是富人的病，错了。现在全世界慢性病都是穷人的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一个报告，80%的慢性病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量的高血压病人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你到东北去看看，吃盐吃得那么厉害，最后很多人高血压中风后成了“拐子”。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现在慢性病已经变成了穷人的病，因为大家都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中国解决温饱以后最主要就是解决怎么吃的问题。

　　记者：国家提“看病难、看病贵”好像还是在解决最低层次的看病需求？

　　黄建始：但是“看病难、看病贵”本身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一个界定不清的概念。什么叫“看病难”，你现在到隔壁社区医院去看看，随时走进去都是空荡荡的。“看病难”本身就是一个以偏概全，混淆的概念，是在玩弄词汇，如果说到协和医院看病难，永远难，到了共产主义协和医院都看病难，全世界像协和医院这种状况都是一样，这是无解的题。

　　记者：是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有偏差？

　　黄建始：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像有一个朝代的皇帝说，“下面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给他一点肉粥吃？”在皇帝眼中，大家都应该有粥吃的，但是人家连菜叶都没得吃，“看病难”是这种以偏概全造成的。“看病贵”也是一个表面的假象，不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在中国看病是不贵的，但是老百姓付不起看病的钱，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杯水值两块钱贵不贵，对你我可能贵，对一个亿万富翁根本不是钱。所以说“看病贵”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在中国上学贵不贵呢？现在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说。在美国挂个普通号是七十五到一百美金，中国挂一个普通号却不要七十五到一百块钱。美国看一个急诊是三千到五千美金，中国是多少？美国住一天院五千到一万，中国住一天院，住院费多少，协和医院40块钱到100块钱，单间100块钱。哪一个贵？很显然。

　　记者：前些年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一个人从他住院到最后去世，在医院里花了天价医药费。

　　黄建始：那不是“看病贵”，那是用药贵。那是医疗器械贵，不是“看病贵”，看病是看医生，医生给你看，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职业。

　　记者：在美国有没有人提出“看病难、看病贵”？

　　黄建始：美国根本没有像中国现在这样的状况，可能也有个别人会说，但在媒体上从来没听说过“看病难、看病贵”的提法，这是一个扭曲的观念，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看病要有成本，医生要付工资，医院要租房间，要水电费，这个成本全世界平均60%是政府出的，40%是个人出的。像美国70%以上是政府出的，30%以下是个人出的。

　　医改之后全部由政府付是不可能的，政府一个人付那么一点钱怎么够，成本不在这里，成本在医院那边，中国60%是个人出的，40%是政府出的。政府出的这个40%又不是很平均的配置，一部分人占有了大部分，消耗了大部分的资源，另外一部分人消耗很少。《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80%的医疗资源是给干部队伍用的，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要负担差不多90%的医疗成本，能不贵吗，是贵，但这个贵是表面现象，不是实质问题。

　　记者：你觉得不应该把这个“贵”推到医院和医生身上？

　　黄建始：那当然不行，医院全部是公立医院，平均每年给医院的补贴是8%。医院的人也要生活，也要吃饭，跟你一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