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有多高水平，整个中国科研的水平就多高。如果是李嘉诚的钱跟我没有关系，那却是纳税人的钱。

　　记者：下一个问题是想请您谈一谈科学界的一些黑幕，好像之前您也多次提到过。

　　黄建始：其实现在科学界最大的黑幕应该是在科教界，引进了一个怪物——SCI，很多相当级别的干部都说SCI是“中国人的愚蠢指数”，一切以SCI衡量，不管你是做医生还是做老师，教书看病都不重要，要升职称你一定要有SCI文章，99%的SCI文章中国人是不看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研究本来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知识的贡献，一个是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应用性科学和理论性科学。卫星上天是硬碰硬的，不能说你SCI发表了多少，卫星就自动上天了。但是在生命科学领域里就说不清，没有一个硬指标给你，你发表了SCI和不发表SCI，和人健康的关系不大。所以就可以浑水摸鱼，我发表了SCI，我了不起。没有发表的，比如我现在跟你谈科普的东西，这个就没什么，其实谈这些东西是对中国老百姓有用的，发表SCI对中国老百姓的健康没什么用。

　　记者：我知道中国最早的一批学西医的人，里面有一批很牛的人，但是好像最近这段时期很少出现特别大师级的人物了？

　　黄建始：现在是没有，因为现在整个被官本位了。什么东西都是官说好就好，中国是一个处长当权的国家，所以你整个水平就提不上去，处长有多高的水平，整个中国科研的水平就多高。武大郎开店高不了的，因为处长认为这个科研要支出，于是大量的钱就给那个人了。

　　记者：是不是中国这种社会就没有科学的土壤？

　　黄建始：官本位造成的，官本位就把科学这个东西给搞掉了，科学本身是求真，科学是文明的一个产物。中国是长期待在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国家，所以差不多就行了，他就不会较真，不会对这些细节问题关注的很厉害，但科学就关注细节。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遇到的一些科学界的问题？

　　黄建始：最近网上爆出有一笔50亿到60多亿的研究基金分给十几个科学家，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做出一项重大新药创新，什么叫“重大”？这个药是针对重大疾病的，如果是的话，中国最重大的疾病是慢性病，而慢性病该研究出来的药都研制出来了，而且都很便宜。这一大笔钱，如果是李嘉诚的钱跟我没有关系，那却是纳税人的钱，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南开大学校长拿八亿多，做校长他每天工作八小时都不到，而这八亿资金到一个人手上，或者以他牵头，组织一个班子去管理，这不是糟蹋资源吗？高血压的治疗药物已经是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既然有这么有效控制高血压的药，全世界高血压患者还是越来越多，说明药不是最重要的。重大新药创新三年时间是不可能创新出来的，你就是放一千亿下去也没有用。

　　记者：好像中国特别热衷于做这种事情？

　　黄建始：是，这就是黑幕。花太多老百姓的钱了。我再跟你讲一个例子，我今年夏天到泾源去，那里很穷，从银川还要坐5个小时车，74岁的老太太，我们给她一百块钱，她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她74年没有见过一百块钱。只有技术才可以用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科学是人脑子里的，是认知世界的体系，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是一步步的，不是一大堆人做出来的。一大堆人攻关那是一个技术问题，而生命科学健康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问题。

　　 记者：我们有没有理由质疑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开发H1N1疫苗？

　　 黄建始：现已经有很多人在质疑了。

　　记者：您作为一个专家的态度是？

　　黄建始：到目前为止疫苗是防治传染病最有针对性的武器，假设它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到底有效没效，从目前的数字来看，间接看到中国这个病开始往下走了，但是不能铁板钉钉地说就是因为打了疫苗这个病才下降的。没有人敢说，因为没有随机双盲对照，就像你刚才问我假如我们都把中医全去掉，今天是不是跟西方一样，说不出来，没有人知道，没有对比，这是历史的事情，是不可能重复的。

　　  记者：我们知道真相？

　　  黄建始：也许永远不知道真相，有些东西是永远不知道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