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往病那边去考虑，那病人只会越来越多

　　记者：我前几天扁桃体发炎去看病，医生一上来就说你输液吧，我说我要上班没有时间输液。

　　黄建始：不分三七二十一就输液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事情，我们刚创刊的《健康管理》杂志有个话题就是“国人爱打点滴，危险”，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实际是错的，能吃药不要打针，能打肌肉针不要打点滴，这个是科学常识，全世界只有中国全部倒过来了。

　　记者：记得以前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农村有一些医生，反正人们觉得自己生病吊一瓶盐水就好了，很多人就在那儿排队吊盐水。

　　黄建始：所以这都是错的，整个是违反科学的事情。所以中国目前很多概念糊涂，方向不清。这些都是有待于提高全民素质，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像这种事情在美国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家都明白。在美国，就是你孩子发高烧，到医院去检查，如果没有异常症状，不要说打针，就是普通药都不给你开，自己到药店去买一点退烧药，或者回家用湿毛巾擦一下就行了。

　　记者：为什么现在会流行这种现象？

　　黄建始：因为利益集团在后面，打吊针可以收你很多钱。也不管你身体要不要，所以你说像这些问题不解决，一天到晚讲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老百姓能健康吗？这种“打吊针”本身就让你不健康，这些都是增加得病和死亡机会的健康危险因素。台湾30年前也是这样的，而且一进医院首先给你打一针叫“营养针”的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在肌肉上打一针，就是赚钱。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因为最后打出事了，有人打了吊针过敏死掉了，有的人打错针死掉了。

　　我们中国太大了，媒体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前段时间北京一个报纸就报道，郊区有一个孩子病了，他都不想去打针，一定要他打，最后打死了。报纸登了一版，但居然没有成为一个新闻，只有一家报纸登了。所以从某种意义看，现在不少国人是“健康意识很强，但是正确的健康意识没有，稀里糊涂的。”

　　记者：但是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公众的身上，主要是医生的责任。

　　黄建始：这怎么会是医生的责任呢？

　　记者：因为医生首先会推荐你去打吊针，而不是我自己要求去打。

　　黄建始：你有选择医生的权利呀，我没有推给公众身上，个人、医生、社会都有责任。 

　　记者：关键现在都是医生选择你。

　　黄建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个人、群体”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要改变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这里媒体负有相当的责任，一天到晚在说“看病难、看病贵”，所以大家就把关注点放在病上，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看病，医生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么庞大的病人群体，政府也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导，鼓励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机制不健全，甚至某些时间还在推波助澜，所以加在一块儿能不造成病人越来越多吗？整个社会从个人到医生、政府、决策者，都是往病那边去考虑，那病人只会越来越多，最后很可能沦落为“东亚病夫”了。

　　记者：病人只是想把自己的病早一点治好，这也有错吗？

　　黄建始：医院也不都是想多卖一点药，医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说医生一定要你打吊针，但还有一种情况是医生不给你打吊针，你还要打医生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整个人愚昧到像当年鲁迅说的“看到人血馒头还要蘸着吃”一样，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跟你讲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都是治不愈的，得了就一直伴随你终生。包括你的扁桃体炎，很大程度都不完全是打针能解决的，和你的休息不好、抽烟也有关。

　　记者：还是回到您刚才说的“看病贵”的问题，按照你的分析，“看病贵”既不全是医生的责任，也不全是医院的责任，那究竟是谁的责任？

　　黄建始：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为什么我也有责任，因为我知道这个真相，而没有让更多人知道。你也有责任，你没有去好好地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让大家了解这个真相。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我们每个人有责任把它变成一个健康的环境，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在乎周围的环境，都埋头做自己的一点事，虽然今天你没生病，在那里挺好，可能明天你也生病了。就比如说中国每三个成年男人中有两个抽烟的现象，大家都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假如你抽烟，你肯定不当一回事，当着我的面拿出来就抽了，这在哪一个发达国家都不会存在的。  

　　记者：是不是在美国生活久了，回到国内比较不适应？

　　黄建始：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适应的，像这种抽烟的事你永远不会适应，还有中国那种劝酒、喝酒的习惯，那不是文化，那是商业炒作出来的，30年前中国生产的烟很少，30年前酒生产的也很少，30年前谁喝酒？达官贵人喝酒，老百姓哪里有酒喝。现在因为在商业炒作的推动下抽烟喝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整个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商业利益集团在往不健康的方向推中国人，而且到目前整个社会还没有认识到，所以我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度沦落为“东亚病夫”？

　　中国的烟草是最可恶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失职的。政府和烟草专卖是官商一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总经理，而且他居然还专门下文要研究生产老百姓抽得起的烟。

　　记者：要促进烟草业发展嘛。

　　黄建始：我反问，为什么不去研制老百姓吸得起的“毒”呢，你说是不是？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烟”是可恶的东西，对健康来讲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事情，而我们政府居然干这种事情。现在有没有一些觉悟？是有的，假如说，我劝你把甲流病毒吸进去，把艾滋病病毒打进去，面对这样的官员你会怎么样做？但是现在居然可以鼓励大家抽烟。  

 
　　记者：你有没有做最坏的预测，这种状况继续5年、10年会是什么样子？

　　黄建始：如果出现慢性病的大规模爆发，整个社会就瘫痪了。因为身上健康危险因素太多了。现在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是慢性病，但是中国主流社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慢性病是没有药可以治好的，该治的药都已经发明出来了。我们还花几十亿去研究重大新药创新，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药物创新贡献是治疗高血压的药，这个已经很多很多了。

　　当你告诉老百姓杀死你的是心脏病，你能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只想走后门去找一个好的医生。

　　所以信息的导向很重要，就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一样。你首先要解决方向问题，再去讲技术问题。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强调技术问题，“看病难、看病贵”，所以要找医院，找好的医生，实际上这不是主要问题，你找再多医生都是从中南海往西走去天安门。而我们需要的是往东走，告诉你抽烟是问题，你自己改变习惯，告诉你接触污染的空气是问题，大家一起来把空气污染降下来。